曾志

曾志 曾昭学
1932年，在厦门从事地下工作的曾志
个人资料
性别	女
出生	(1911-04-04)1911年4月4日  大清湖南省宜章王家冲
逝世	1998年6月21日(1998-06-21)（87歲）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
籍贯	湖南省宜章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党	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
配偶	夏明震 （1927年结婚—1929年结束） 蔡協民 （1929年结婚—1932年结束） 陶鑄（1932年结婚）
父母	父亲：曾祯 母亲：吴富田
亲属	大弟：曾昭仁 妹妹：曾昭德 二弟：曾昭礼
母校	长沙衡翠小学、长沙益湘小学 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
宗教信仰	无
著作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

曾志（1911年4月4日—1998年6月21日），女，原名曾昭学，湖南省宜章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

曾志1911年生于湖南宜章一个乡绅家庭，原名曾昭学。1923年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参加反对旧礼教和男女不平等的活动。1926年8月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报名时改名"曾志"，自称是"要为我们女性争志气"；她是该期讲习所经过严格军训后仅存的女学员之一。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写信给母亲，解除了父母包办的婚约。

1927年春她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任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当时，讲习所的教导主任夏明震同时也是地委组织部部长，追求曾志，地方组织也大力撮合，曾志同夏明震结婚。同年到郴州从事地下工作，夏明震任中共郴县县委书记，她任秘书长。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3月，夏明震在郴县"反白事件"中被暴动群众打死，牺牲时年仅21岁。当时曾志也不过17岁。

不久她调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党委办公室秘书，与该师党代表蔡协民结婚，随部队于1928年4月上井冈山。她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与夏明震的婚姻完全出于组织要求，与蔡协民则更像战友。同时曾志回忆说，与蔡协民结婚时，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她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的想法是，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了。

在井冈山，曾志先后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小井红军医院）党总支书记、红四军组织科干事、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民运股股长、妇女组组长。1928年8月，曾志怀着7个月的身孕，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1928年11月7日她在大井生下一子，因部队即将转移，出生二十余天即托付给王佐部三十二团副连长石礼保收养，取名石来发。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前一天，毛泽东从茨坪写纸条通知她随主力出发，任前委新设的工农运动委员会妇女组组长，她未及再看孩子便随军离开。

这个孩子，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曾志多方寻找，才得以相见，其时已是1951年，石来发已经23岁，多年在井冈山上务农、护林，一辈子扎根在那片山里。

1929年3月红四军攻占福建长汀后，曾志作为妇女组组长出面介绍，促成朱德与康克清结婚。1929年贺子珍怀孕時，毛泽东请求曾志照顾她。建国后，作为朋友，曾志十分同情贺子珍的遭遇。1965年在上海的时候，她多次去看望孤独的贺子珍，两人经常见面，谈很多的往事｡

曾志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担任小井红军医院的党支部书记。在一次她外出开会的时候，由于叛徒告密，敌人从小路偷袭了医院，将130多名伤病员，全部枪杀在了附近的稻田里。70年后，曾志去世时，嘱咐后人将她的一部分骨灰埋在小井的一个小山坡上，和战友们长眠一起。曾志的家人在那里为她立了一块小小的石碑，上面写着“魂归井冈”，下面写着“红军女战士曾志”。

1930年6月起，曾志被派往厦门、福州从事地下工作，先后任厦门、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闽南特委组织部部长。1931年，曾志生下第二子，小名“铁牛”，当时准备将孩子送回老家曾志母亲处抚养。当年7月，急需活动经费的厦门中心市委在曾志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决定将她出生仅六十余天的次子卖给一位叶姓中医，换取一百块大洋；曾志得知后虽然痛彻心扉，但无法反对，只能表示服从，交出婴儿。孩子卖出二十多天后患天花夭折。

1932年，红军攻占漳州时她本拟随军去瑞金，因蔡协民请求留下；1932年红军撤离漳州后，蔡协民领导的漳州中心县委及根据地遭遇失败。同年10月，蔡协民与曾志遭到严厉批判，被撤销职务，党内也展开了“反蔡协民路线”的斗争。此后蔡协民受到组织错误处理。

蔡协民比曾志大10岁，曾志后来回忆两人的相处“像是父女，无法琴瑟和鸣”。蔡协民也曾因酒后和曾志产生冲突，甚至将曾志的照片撕得粉碎，这让两人之间的情感裂痕彻底无法弥合。面对中央处分，蔡协民坚决要前往上海向党中央申诉，而曾志不愿意随行，坚持要求留在福建继续开展实际工作。在1932年10月临别前，曾志正式向蔡协民提出了就此分手，宣告夫妻关系结束。

1933年2月曾志生下三子蔡春华，十三天后被迫再次送人，同年被派往闽东，参与创建闽东苏区，任福安中心县委委员、闽东特委组织部部长、福霞中心县委书记。蔡协民后来流落厦门、遭到诬陷，曾志依然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给予了他同情与帮助，并因此再次受到党内处分。1934年，蔡协民被叛徒出卖，在漳州被处决。

1933年初，根据组织安排和工作需要，22岁的曾志与大她3岁的陶铸，被安排在福州以"假扮夫妻"的名义共同从事地下工作。在长期的危险斗争中，曾志与陶铸互生情愫，由假夫妻发展成为真正的伴侣。不久后，陶铸奉命到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被国民政府逮捕，被押送南京宪兵司令部，并判处无期徒刑。

1934年秋起国民党军大举围攻闽东，苏区大部丧失，中央主力开始长征。1935年3月，重病中的曾志与特委和红军独立师完全失去联系，由组织安排离开闽东到广东白区治病，随后当地组织被完全打散，曾志和组织失联，

之后，曾志孤身辗转汕头、衡阳、宜章、广州、上海各地，一边打杂做工苦苦维持生活，一边四处寻找已经完全失去联络的党组织，历时约二十个月，至1936年10月才在上海重新接上组织关系。这段"离开闽东"的经历成为她此后数十年反复接受政治审查的起因。

1937年抗战爆发后，曾志本拟赴延安，到武汉时遇到刚被组织营救出狱的陶铸，两人同赴湖北。同年9月起她任湖北临时省委妇委书记、汤池农村合作训练班党支部书记兼教员。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湖北荆门成为第五战区襄河防线的要冲。曾志奔任担任共产党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书记，独立开展工作，建立当地党的基层组织。在当地，曾志领导创立了多个军民合作饭店，成为鄂西北党组织的地下交通站和秘密联络点。饭店兼具餐饮与住宿功能，为流离失所的军民、过往抗日部队和地下党人提供食宿，和传播秘密消息。期间国民党第七十七军参谋长、中共秘密地下党员张克侠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加以掩护。

1939年12月，因国共摩擦加剧，曾志在当地目标过大，组织安排她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秋任中央妇委秘书长。1941年4月4日生下女儿陶斯亮。

在延安的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曾志被人举报，称其与他人是从闽东苏区“逃跑”出来的。这一猜测性的举报使她背上了政治动摇的黑锅，被指为"政治动摇"、"怕死鬼"。在中央党校一部受审期间，她因历史问题被“挂起来”隔离审查，失去了自由并被停止回家，当时她的丈夫陶铸在晋西北调查。曾志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作虚假交代，受到一年零四个月的监禁审查，最终未作结论。

直到1956年1月，经广东省委长达两年的深入调查与重新审查，中共中央组织部才正式批准了彻底平反的结论，明确指出：“曾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无问题”。

曾志后来在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详细记录了这段在延安整风及“抢救运动”中承受残酷精神压力与严酷审查的经历。

1945年她当选中共七大候补代表。

1945年6月，经毛泽东批准，曾志随部队南下拟在粤桂建立根据地，行至河南时抗战胜利，改赴东北。此后历任中共沈阳市委委员、铁西区委书记，辽吉省委委员，辽吉一地委副书记、五地委副书记，沈阳市委常委、职工部部长，沈阳市工会、妇联筹备处主任。

1949年5月后，她历任武汉市军管会物资接管部副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党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1952年初曾志调任广东，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首任局长、党委书记，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电力工业建设者之一。她自认对电力业务是外行，表示要“从头学起，呆在最基层”，把局党委和自己的办公地点都设在西村发电厂内，并把家人都安置住在电厂工人宿舍区的一间小房子里，人多住不下时自己晚上回办公室睡。广州电业局的机关所在地华安楼因此被称为"广州电力祖屋"，2018年修缮后辟为广州电力展示馆。1955年起她改任广州市委书记，分管工业，直至1966年，任内继续推动广州电力和地方工业建设，并兼任1958年创立的广州工学院、广州机电工业学校的首任校长。1980年她在中组部考察选拔中青年干部时深入厂矿基层，也与这段主管工业的经历有关。

1954年筹备第一届人大时，曾志被推荐为广州市的代表，但名单报到陶铸那里，却被他勾掉了，换上了另一位同志。于是曾志很气愤，责问陶铸。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表示是从大局考虑问题，照顾另一位重要领导人，如果是别人他可能不会勾掉，因为曾志是自己的妻子，就把她拿下来换了别人。曾志质问陶铸：“你这是毫无原则，我是组织上推荐的，你为什么否定了我的代表资格，我想不通！”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事，笑着表示曾志是“善人受人欺。”

1950年，通过福建政府的帮助寻访，曾志找到了三子蔡春华。1951年，中央派了南方革命老区慰问团帮助井冈山恢复生产。曾志得到消息后，就托来井冈山的同志帮忙，终于寻访到了已23岁、不知亲生父母是谁的大儿子石来发，并安排石来发到广州和曾志相见。曾志性子刚硬，一生很少流泪，可是看到石来发，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石来发一生长在井冈山乡村，目不识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曾志对石来发说：“来发，留下来吧，留在广州。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去夜校读书识字。”石来发沉默了一会儿,说：“妈妈，算了吧。我已经成家了，还分了田、分了地，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还是回去吧！再说，家里还有80岁的老外婆，没有我她就活不成，我得回去守着她，给她养老送终，人得讲良心啊。”于是石来发回到井冈山，一辈子在井冈山务农和当护林员。

1966年5月陶铸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曾志任广州市委副书记。文革开始后陶铸于1967年初被打倒，曾志作为其妻受到批判，中央专案组重新"审查"其"闽东问题"。她未遭肉体批斗，据其自述系因与毛泽东有井冈山时期的旧交。1969年11月陶铸在合肥病逝。此后曾志被遣送到粤北农村新江渔溪丘屋劳动，年近六十的她独自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外孙张亮，参加重体力劳动，生活极为艰苦。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陶铸恢复名誉并举行追悼会；此前女儿陶斯亮发表回忆父亲的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引起广泛反响。

1977年12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志同时恢复工作，任中组部副部长，是胡耀邦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的主要助手之一。据她后来记述，胡耀邦首次召开中组部全体大会时以"积案如山、步履艰难"形容当时形势，列举"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历次政治运动遗案、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和延安"抢救运动"遗留问题等，称每前进一步都如登喜马拉雅山。中组部随后设立老干部接谈组、干部分配工作组和右派改正工作组，接待来访老干部，安排中央国家机关六千余名待分配干部，并推动右派改正。

1979年10月，中组部对她本人的历史问题复查，再次认定"曾志同志的政治历史本来就是清楚的，党组织早有结论，没有问题"。她一生共受过八次党纪处分，前后经历约四十年政审。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上她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任中顾委临时党委副书记，1983年7月离休。同年10月她重返闽东，发现当地仍未脱贫且未被认定为老根据地，向中央书面报告，1984年问题获解决。

曾志在中组部分管经济、科技战线干部的考察培养。1978年前后中共干部队伍老化和文化程度偏低的问题突出：当时干部中具大专以上学历者仅约18%，1980年国家机关三十多个单位主要领导人平均年龄63岁，55岁以下者不到十分之一。曾志没有采取坐在机关看档案、听汇报的办法，而是以七十岁高龄，直接下到厂矿企业和科研单位，在生产一线了解干部的实际表现和业务能力，甚至直接钻进矿井里，听取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意见。这种做法与她1950年代主管广州电力和工业时把办公室搬进发电厂的习惯一致，也与她对组织部门"审干、定案"旧作风的不满有关。这项工作是此后1983年至1984年中组部大规模选拔"第三梯队"后备干部的先声。

曾志与胡耀邦在中组部共事期间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她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唯一的女委员；1987年1月胡耀邦被解除总书记职务时，她感到震惊、困惑和不平，认为自己是胡耀邦历史功勋的直接见证人，把自己眼中的胡耀邦写出来责无旁贷，由此下决心撰写回忆胡耀邦的书。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她再受打击。她在病榻上完成的《胡耀邦中组部纪实》记述了胡耀邦主持中组部时期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经过，作为遗著之一留下，后又以《红墙外的胡耀邦》为题在香港出版。陶斯亮曾问母亲认为党内最天真的人是谁，曾志笑着回答：“耀邦、阎明复。”

曾志担任高级职务后未为子女谋取职位。长子石来发一直在井冈山务农，任护林员数十年；其子石金龙1980年代到北京请奶奶帮助解决"农转非"，曾志沉默良久后以"农民不能少"婉拒，石金龙此后在垦殖场做工人。1987年她在离别五十九年后重返井冈山，与石来发一家四代团聚。

她对家人要求严格，生活节俭。外孙张亮回忆，姥姥对晚辈宽容但从不纵容；他的妻子当空乘时常带回机上一次性小毛巾，夫妇随手用过即弃，后来发现被丢弃的小毛巾被曾志拣回洗净，两块缝在一起当自己的洗脚毛巾。

曾志晚年患淋巴癌，两年间先后接受十二次化疗，住在医院病房，她以约三十七公斤的体重，在病榻上完成了关于胡耀邦在中组部的纪事和四十万字的自传。1997年8月她第四次住院时，告诉女儿自己留有遗嘱，须待临终才可看。1998年6月16日她陷入昏迷，17日短暂清醒，陶斯亮告知自传已与出版社签约付梓，她只说了一句"别把我抬得太高了"，这是她最后的话。6月21日晚9时30分她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按其遗嘱，6月26日遗体火化时未通知任何人，仍有三百余人自发赶到北京医院送别；没有灵堂、花圈和挽联，只有孙子怀中的一幅遗像，中组部部长张全景一路相送。6月30日家人护送骨灰到井冈山，7月1日在小井红军医院后山坡战友长眠处撒下骨灰，种下一棵柏树，墓碑仅刻"魂归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距当年被害的一百三十余名红军医院伤病员集体墓穴约四百米。7月4日家人在广州将她与陶铸的部分骨灰合在一起，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下。

病情恶化后，她口述并让女儿记录，将全部存款六万余元转交中组部老干部局，请其转给家乡宜章县以及陶铸的家乡祁阳县最贫困的地区建立希望小学，另留一部分作老干部基金帮助需要帮助的人。1998年10月18日，曾志捐资助学仪式在宜章城关完小举行。

整理遗物时，曾孙蔡军在她抽屉里发现叠放整齐的八十多个工资袋，每袋装有当月省下的两三百元，注明年月，上面放着一张字条，“这些钱是组织发给我的工资，除去我生活上的花费，其余的全部在这里。请转交给老干局，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告诉组织，这些钱都是干干净净的。”

陶斯亮在母亲曾志逝世后，在家里一只旧牛皮纸信袋上看到曾志写的一行字"我生命熄灭时的交代"，内为其遗嘱：

我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设灵堂；京外家里人不要来京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告打扰；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另一部分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决不要搞什么仪式，静悄悄的，三个月后再发讣告，只发消息，不要写生平。我想这样做才是真正做到节约不铺张。人死了，本人什么都不知道，亲友战友们来悼念，对后人安慰也不大，倒是增加了一些悲哀和忙碌，让我死后做一名彻底的丧葬改革者！

她生前另曾就此专门致信党中央，要求身后事从简；中组部依其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送别活动。

• 曾志自述，《女英自述》第二篇，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回忆在井冈山红军总医院和大庾岭的战斗生活。
•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后2011年及202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再版发行，书名改为《百战归来认此身：曾志回忆录》，再版内容较1998年版有删减。
• 回忆胡耀邦主持中组部时期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纪事，《胡耀邦中组部纪实》，香港版为《红墙外的胡耀邦》。

曾志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以坦率著称，对早年被迫的婚姻、三次送走亲子、在福建受到的错误处理以及延安审查等经历均直言不讳，被认为是中共早期女性革命者中少见的不加修饰的自述。女儿陶斯亮形容其性格刚毅，并在其葬礼花圈上写道，母亲所奉献的远超一个女人，所给予的远超一个母亲。

曾志育有三子一女，前三子皆婴儿时即送与他人抚养。

第一任丈夫夏明震（1907年2月-1928年3月22日），领导了湘南起义，组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七师，建立了湖南郴县苏维埃政府，1928年3月22日，在“反白事件”中被群众打死。

• 儿子石来发（后改名蔡石红）。1928年11月7日，曾志在井冈山大井村生下一子，出生时父亲为蔡协民，陶斯亮认为孩子是夏明震的遗腹子。曾志将孩子托付给王佐部32团副连长石礼保收养，取名石来发。1929年1月曾志随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孩子留在井冈山，母子失联。石来发8岁时养父养母双亡，外婆领着他乞讨度日。建国后石来发在大井村种地成家。后曾志通过井冈山区副区长柳辛林（柳副区长是大井村人）找到儿子石来发下落，1952年，母子在广州相见。1964年石来发改名为蔡石红（他并不知道有个叫夏明震的人），在井冈山上担任了几十年的护林员工作。
  • 长子石金龙，是井冈山垦殖厂的赤脚放映员。
  • 次子石草龙，在井冈山干部学院做保安。
    • 蔡石红孙子蔡军，职业为司机，另有4个孙女。

第二任丈夫蔡协民（1901年12月29日-1934年7月），1934年4月因遭人举报而遭逮捕，1934年7月，在福建漳州被处决。

• 儿子铁牛，生于1931年11月，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在收到100块大洋后，在曾志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决定将其送与一叶姓中医。曾志本人在得知组织决定后表示了服从。孩子不久就得了天花而夭折。
• 儿子蔡春华，生于1933年2月，生下来13天送给一位同志的婶婶。1950年寻访得回，因为从小流落在外，常年营养不良，蔡春华曾患全身淋巴结核和肾结核。后来做手术去掉了两根肋骨和一个肾脏，并进行了髋关节的清创手术。蔡春华从西安化工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东北辽阳制造无烟火药的工厂任技术员。后分配到广东省乐昌县环保办公室，当了助理工程师。妻子为统惠。

第三任丈夫陶铸（1908年1月16日－1969年11月30日）

• 女儿陶斯亮，在1941年4月4日（当天是她的30岁生日）出生，由曾志本人抚养，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六局副局长，现任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和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主席。陶斯亮表示母亲性格刚毅。

• 信仰坚定的革命女战士——曾志. 红网. 2005-11-12 [2012-01-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10-07）. 
• 李源潮. 学习曾志同志的共产党人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1-04-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