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戰車
各國主要使用的主力戰車： 上排：中國ZTZ-99戰車、以色列梅卡瓦戰車、美國M1艾布蘭戰車 中排：日本10式戰車、英國挑戰者2戰車、德國豹2戰車 下排：俄羅斯T-90戰車、韓國K2戰車、法國勒克萊爾戰車
類型	裝甲戰鬥車輛
歷史
使用時期	1916年至今
參與戰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今
組成
構造（俄语：Конструкция танка）與佈局（俄语：Компоновка танков）	戰車炮、履帶、炮塔、裝甲、自動裝彈機、引擎（俄语：Танковый двигатель）
主要武器	戰車炮
輔助武器	高射砲、机枪
乘員（俄语：Танкист）	車長（瑞典语：Vagnchef）、駕駛（俄语：Механик-водитель）、炮手（烏克蘭語：Навідник）、裝填手（德语：Ladeschütze）、無線電通訊員（英语：Radio operator）、機槍手（烏克蘭語：Кулеметник）
類型（英语：Tank classification）
按重量	小戰車、輕型戰車、中型戰車、重型戰車、超重型戰車
按功能	巡航戰車、步兵坦克、空降戰車、飛行戰車、突破戰車（俄语：Танк прорыва）、兩棲戰車、主力戰車
按武裝	飛彈戰車（英语：Missile tank）、火焰噴射戰車、多炮塔戰車
按時代	一戰（英语：Tanks in World War I）、戰間期（英语：Tanks of the interwar period）、二戰（英语：Tanks in World War II）、冷戰、後冷戰（英语：Tanks of the post–Cold War era）、世代

坦克（英語：Tank，台湾稱為戰車）是一種裝甲戰鬥車輛，其特徵為履帶式底盤，以及裝備火炮與機槍的可迴旋式炮塔，車體通常由厚實的裝甲所包覆。戰車的設計，本質上是火力、防護與機動三項要素之間的權衡：大口徑主炮賦予其打擊各類目標的能力，厚重且多採傾斜佈置的裝甲使其得以承受敵火，履帶與大功率引擎則賦予其在惡劣地形上的越野能力，三者相互制約，難以兼得。作為現代戰爭中重要的陸戰武器，戰車素有「陸戰之王」的美譽，通常由三至四名乘員操作，並在步兵、砲兵與空中支援的諸兵種協同下遂行任務，用於打擊敵軍戰車、摧毀堅固陣地，以及以機動戰包圍殲滅、突破敵陣。

早在15世紀，便有人構想結合火炮與裝甲的移動載具，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近代戰車的雛型才告出現。當時西線戰場陷入以鐵絲網、機槍與壕溝為主導的陣地戰，為求突破僵局，英國借用將海上巡洋艦搬上陸地的構想，設計出結合火炮、裝甲與履帶的軍用車輛，即Mark I坦克。為欺騙敵軍情報單位，英軍將其代稱為「水箱」（Tank），此一代稱其後沿用下來，成為此類武器的正式名稱。一戰時期的戰車行駛緩慢而笨重，主要用於協助步兵突破防線；到了戰間期，各國各自研製戰車，並依重量與用途將其區分為輕型戰車、中型戰車與重型戰車等類別，同時發展出各具特色的裝甲戰教範與軍事理論，其中尤以德國的「閃擊戰」最為著稱。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隨著德軍在對波蘭、法國與蘇聯的作戰中接連取得重大戰果，戰車的重要性獲得廣泛認可，世界各國遂大規模生產與裝備，使其成為陸戰的致勝關鍵；其中東線戰場的一系列大規模裝甲會戰，更是整場大戰中裝甲作戰的決定性舞台。冷戰時期，原有的中型與重型戰車，逐漸被防護、火力與機動性兼備而用途單一化的「主力戰車」所取代；北約與華沙公約兩大陣營在歐洲長期對峙，也使戰車發展環繞著一場可能爆發的大規模裝甲決戰而展開。

1970年代以後，戰車普遍配備複合裝甲、滑膛炮、數位化火控系統與雷射測距儀等新式裝備，主力戰車遂成為各國陸軍裝甲部隊的核心。由於戰車自身難以獨力應對步兵、反戰車兵器與空中威脅，現代戰車須與其他兵種緊密協同方能發揮效能。儘管反戰車飛彈、攻擊直升機與無人機等反戰車武器屢屢使其實用性受到質疑，但憑藉防護、火力與機動三者兼具的綜合優勢，戰車至今仍是現代戰場上不可或缺的武器。

「戰車」一詞源於英文的「坦克」（Tank），中國大陸與香港依其發音音譯為「坦克」，台灣則意譯為「戰車」。Tank一詞出自英國陸軍，該武器研製期間曾被稱為「陸上戰艦」（land ships）或「機槍毀滅者」（machine-gun destroyers）。然而1915年平安夜的一次會議後，英軍基於保密需要，希望將這種菱形的新型武器偽裝為水箱，並在運送這批新式戰鬥車輛時對外宣稱是要運交俄羅斯帝國的水櫃，甚至在車身漆上俄文字樣。英軍原本考慮以「運水車」（Water carrier，簡稱WC）相稱，但此一稱呼並未流行，最終選定以Tank作為此武器的名稱。Tank一詞可能源自印度古吉拉特語的「tānkh」，意為地下蓄水設施；也可能源自葡萄牙語「tanque」，意指水庫。

有些國家並未沿用由英文「Tank」衍生而來的稱呼。例如法國幾乎與英國同時發明戰車，為彰顯自身的首創地位，一開始便另立本國名稱，稱之為「char d'assaut」（直譯為突擊戰車）或「char de combat」（直譯為戰鬥戰車），並縮寫為「char」。在德語中，戰車稱為「Panzerkampfwagen」（直譯為裝甲戰鬥車輛）或簡稱「Panzer」，該詞原意為「裝甲」，源於中古高地德語的「panzier」，而後者又出自古法語的「panciere」，指保護腹部的盔甲。波蘭語則稱戰車為「czołg」，源自意為「爬行」的動詞「czołgać się」。日本則於一戰後派遣考察團訪歐參觀新式武器，原本亦欲引入「坦克」之名，但負責後勤事務的輜重兵奧村恭平（日语：奥村恭平）大尉提議，因其為「戰鬥用的車輛」而改稱「戰車」（戦車），並沿用至今。

作為一種搭載重型武器的機動平台，戰車的問世與自走載具、武器系統、裝甲防護等多項技術的突破息息相關。綜觀歷史，人類早已運用兼具防護的移動裝置，如攻城槌與攻城塔；另一方面，為使投射武器乃至後來的火炮具備機動性，人們也將其安裝於戰車與馬車之上。例如15世紀初，胡斯派便成功在馬車上裝設輕型火炮（加泰罗尼亚语：Husitský bojový vůz），成為早期的機動火力平台。歷史學家阿拉里克·瑟爾（Alaric Searle）指出，古代的戰象與戰車頗多相似之處：兩者同屬兼具機動、防護與武裝的作戰平台，也因此都促使敵方發展出專門的反制手段。1500年，義大利設計師李奧納多·達文西亦曾設計一種由8人搖動曲柄以推動路輪行駛的裝甲車，並配備火槍與槍矛。然而幾乎所有構想都因無法解決動力問題而歸於沉寂。1765年，英國人詹姆斯·瓦特發明蒸汽機，但蒸汽機需仰賴鍋爐，而鍋爐又受制於煤炭或木材等諸多條件，缺乏戰場實用性。

自走載具於18世紀問世，並逐步演進為實用化的汽車、火車與拖拉機。將載具與裝甲、武器相結合的早期嘗試之一，是英國人詹姆斯·考恩（James Cowen）於1855年提出的蒸汽裝甲車方案「移動式陸上炮台（烏克蘭語：Locomotive Land Battery）」。考恩正確預見這類裝甲載具有潛力打破當時克里米亞戰爭所形成的陣地戰僵局，然而以當時的技術條件而言，此一構想仍不切實際。美國南北戰爭期間，裝甲列車與鐵甲艦先後投入戰場。到了19世紀末，內燃機問世，為地面載具提供了更高效且體積更小的動力來源；具備完整功能的裝甲車則於20世紀初開始出現，然而正如裝甲列車受制於鐵軌，裝甲車的運用同樣受道路條件所限。

20世紀初，最早的履帶式拖拉機問世，發明家們也開始著手設計履帶式裝甲車輛，如法軍勒瓦瓦瑟爾上尉提出的履帶式裝甲底盤結合75公釐火炮的設計方案（英语：Levavasseur project）（被部分軍事專家視為真正意義上的戰車原型車）、奧地利軍伯斯泰因上尉提出的履帶式裝甲車輛與加農炮的結合方案（德语：Burstyn-Motorgeschütz），以及俄國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維奇·門捷列夫（俄语：Менделеев, Васил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提出的「門捷列夫戰車（俄语：Танк Менделеева）」。然而這些構想並未廣為流傳，僅停留於圖紙或原型車階段。真正將戰車推上戰場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僵局。自1914年底起，西線戰場逐漸演變為膠著的陣地戰。交戰雙方不斷構築愈加堅固的防禦工事，卻始終無法有效突破對方防線，攻守能力之間因而出現失衡：防守方憑藉壕溝獲得掩護，進攻方步兵在戰場上的機動則受鐵絲網牽制；部隊發起進攻時，遠有前所未見的遠距離炮火射擊，近則遭機槍殲滅。在此背景下，英國與法國各自萌生了開發特化突擊車輛的構想，希望其既能承受機槍火力，又能輾壓鐵絲網，藉以協助步兵推進。

整場戰爭中，僅英國與法國成功實現戰車的量產。英國製造了逾2000輛Mark I 坦克、Mark IV戰車（英语：Mark IV tank）與Mark V戰車等重型戰車，以及數百輛Mark A（英语：Medium Mark A Whippet）、B（英语：Medium Mark B）與Mark C（英语：Medium Mark C）等高速中型戰車。法國初期生產的施耐德CA1戰車與聖沙蒙坦克等突擊戰車表現不佳，1918年起轉而生產雷諾FT這款輕型伴隨戰車，產量逾3000輛；此型戰車首度為戰車採用可旋轉炮塔，其整體配置後來更成為戰車的經典布局。美國與義大利直到戰爭後期才建立戰車生產能力，其戰車未及參與實戰。德意志帝國則始終未能展開全面量產，僅製造約20輛A7V戰車；這批戰車可靠性欠佳、越野能力不良，但仍投入了戰鬥。除戰車外，戰爭期間亦出現其他類型的裝甲車輛，如世界上第一種自走炮Mark I火炮運輸車（英语：Gun Carrier Mark I）與第一種專門設計的裝甲運兵車Mark IX戰車（英语：Mark IX tank）。

戰車首次投入實戰，是在1916年9月15日索姆河會戰期間的弗萊爾-庫爾塞萊特戰役（英语：Battle of Flers–Courcelette），當時約有50輛Mark I戰車參與。僅僅一年後，於1917年11月20日的康布雷戰役中，英軍在狹窄戰線上投入將近500輛戰車發動攻勢，成功突破德軍前幾道防線，但部隊未能把握此一戰機，德軍旋即反攻並奪回失地。德軍戰車於1918年春季登場，並於同年4月24日與數輛英軍戰車爆發史上首次戰車對戰（英语：Second Battle of Villers-Bretonneux）。1918年7月15日的蘇瓦松戰役中，雷諾FT戰車首次大規模參戰，並迅速成為法國陸軍的主要突擊力量；同年8月，約600輛戰車投入亞眠戰役，表現優異，有效減少了步兵的傷亡。

早期的戰車行進緩慢、轉向笨拙（時速多為6至9公里），其外型與用途更接近古代的攻城器械，而非現代裝甲車輛，主要用於步兵進攻，以突破鐵絲網、壓制機槍陣地。英軍另有若干速度相對較快（時速可達13.4公里）的機槍戰車，如Mark A中型戰車，用於擴大由重型戰車與步兵開啟的突破口。德軍在認清自身於戰車發展上已無可挽回地落後後，至1918年將重心轉向如何對付戰車，為此動用反戰車壕溝、地雷、反戰車步槍（如T-Gewehr）、淹沒地形與專門火力點等手段，然而最有效的武器仍是野戰炮，其造成的損失最為慘重。

戰車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年展現了戰場價值，但當時各國指揮官並未將其視為決定性兵器，戰後遂陸續裁撤戰車部隊、停止採購。德國依《凡爾賽條約》被禁止擁有任何戰車，美國基於經濟與孤立主義考量幾乎放棄此類兵器，法國則因戰後仍保有逾3000輛雷諾FT而無意添購新車。1920年代唯一相對量產的新式戰車，是英國的維克斯中型戰車，總計約生產160輛。由於此時反戰車武器仍處於發展初期，尚不足以對戰車構成嚴重威脅，各國遂偏好發展機動性佳的輕型戰車或超輕型戰車，如卡登·洛伊德超輕型戰車，此類戰車並成為義大利、波蘭等部分國家的裝甲部隊主力。此一時期的戰車技術逐步走向成熟，車體設計定型，旋轉炮塔成為標準配置，無線電亦開始使用，提升了乘員的作戰效率；戰車專用的汽油引擎與柴油機、二級行星轉向機、雙速差轉向機構相繼問世，也使其機動性大幅提高。此時戰車主炮口徑多為37至47公釐，或僅配備機槍，少數口徑可達75公釐（如德國四號戰車）或76公釐（如蘇聯T-34戰車）；裝甲的品質與厚度亦有所增加，並發展出焊接、鑄造等新技術，部分取代一戰時期使用的鉚接與熱處理裝甲板。

各國於戰間期在戰車的發展與運用方式上差異甚大。英國雖為戰車的發明者，卻因行政管理不善與預算限制，於1930年代逐漸落後，直至1936年才制定戰車的編列原則，區分為偵察用的超輕型機槍戰車、支援步兵的重裝「步兵戰車」，以及高速的「巡航戰車」，而採購作業則多至1937年才展開，因此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於1939年爆發時，英軍手中如Mk.IV巡航戰車、瑪蒂達 II步兵戰車等現代化裝備極為有限。法國的癥結不在經費，而在於軍方觀念仍停留在一戰時期，普遍視戰車為支援步兵的武器，如作為雷諾FT理念延續、配備機槍的輕型R35，以及裝甲厚重、於車體配備75公釐炮的重型B1；法軍最出色的戰車，則是配備47公釐炮、兼顧速度與防護的中型S-35戰車。法軍將大量戰車以戰車營的形式分配予步兵師；儘管騎兵部隊也因機械化而配屬戰車，組建了「輕裝機械化師（法语：Division légère mécanique）」，但其運用僅止於支援步兵、偵察、掩護與遲滯作戰。直至1938年12月才著手建立的兩個裝甲師（法语：Division cuirassée），也不過是將重型戰車集中用於有限的進攻任務；且由於此類戰車機動性低下、師中步兵比例過低，其戰鬥效率不彰。美國則因經濟考量與孤立主義政策，幾乎未投入戰車研發。

蘇聯則以英國的維克斯六噸戰車與美國發明家約翰·克里斯蒂的設計為藍本，研製出T-26輕型戰車與BT戰車。儘管蘇軍最初亦將戰車區分為支援步兵與機動作戰兩種用途，但自1929年起，在康斯坦丁·卡利諾夫斯基（俄语：Калиновск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 Брониславович）與弗拉迪米爾·特里安達菲洛夫（俄语：Триандафиллов, Владимир Кириакович）等人的推動下，戰車被定位為為步兵開路的兵器，並分類為近距步兵支援（PP）與遠程戰車（DD）兩種，後者肩負「突入敵軍陣地、攻擊敵軍炮兵、擊潰其後方梯隊」的任務；此一分類與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等人的理念相結合，發展出「大縱深戰鬥」與「大縱深戰役」兩種理論，戰車與機械化部隊被設計用於對敵實施縱深突破。然而此一學說實施難度高、兵種配合不易，加之1937年起蘇聯領導人約瑟夫·史達林發動「大清洗」，肅清包括圖哈切夫斯基在內的大批軍官，使其理論遭到打壓與冷落。1937年7月，西班牙內戰布魯內特戰役（英语：Battle of Brunete）中，蘇聯支援的共和軍集結了130輛蘇聯戰車，卻因分散使用、兵種協同拙劣而蒙受巨大損失，使蘇軍高層認定戰車在反戰車武器威脅下已極為脆弱，若無步兵與炮兵配合則生存性堪憂，難以進行獨立突破的機動作戰。儘管1939年諾門罕戰役中，蘇軍曾成功以裝甲部隊包圍殲滅日軍，此一疑慮卻未因此消除，蘇軍戰車部隊旋即接受相應改編，退回十年前的支援角色定位。

德國因一戰和約《凡爾賽條約》而被禁止研製戰車，遂不得不在地下車間秘密製造，並送往蘇聯喀马坦克学校進行測試及培訓相關軍官。不過，正因德軍遭解除武裝、大量武器被銷毀，使其不像協約國那般擁有龐大的武器儲備，被迫調整作戰條令以適應現有的老舊裝備，反而得以自由發展戰術理念，並為這些戰術量身研製相應的武器。1920年代中期，德軍汲取一戰經驗、外國軍隊的裝甲理論以及自身原創的軍事思想，發展出獨具特色的裝甲兵學說，並據以發展出將戰車集中使用的「裝甲師」，以及被稱為「閃電戰」的軍事理論，然而與其相伴的，還有廣為流傳的嚴重誤解。1930年代中期，德國開發出僅配備機槍與20公釐口徑炮的一號與二號戰車，其後又研製出配備37公釐長管炮的三號與短管75公釐炮的四號戰車，並選定其作為日後主力，於1939年開始量產。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戰車由戰場上的輔助兵器發展為陸戰核心的關鍵時期。開戰之際，各國因軍事思想、政策與軍隊性質的差異，所擁有的戰車數量及運用方式差別甚大，而這些差異都將在實戰中受到檢驗。戰爭初期的勝負很快表明，決定戰車效能的關鍵並非數量，而是運用方式：擁有最多戰車的蘇聯與法國均在開戰後迅即慘敗，戰車數量並不佔優的德軍卻連戰皆捷。德軍的高效戰力得益於集中編組成一個個的裝甲師而非分散配屬於步兵與騎兵，並使其與摩托化步兵、砲兵及戰術航空兵協同作戰。反之以法國為例，其戰爭初期擁有歐洲最強大的陸軍，卻無法有效運用：數量龐大的戰車多為分散配屬各步兵單位的輕型R35，而裝甲堅實、火力優於德軍同級車的B1與S-35雖集中於步兵師與騎兵師，這些部隊卻缺乏機動性，效能因而不彰。德軍在波蘭與法國的勝利，正建立在戰車、俯衝轟炸與無線電指揮的合成協同之上，其中Ju 87「斯圖卡」俯衝轟炸機尤其承擔了機動火砲的角色；這套模式也促使各主要國家競相仿效，迅速擴大裝甲車輛產量並加速技術發展。

蘇德戰爭是整場大戰中裝甲作戰的決定性戰場，德軍主力與絕大多數的戰車損失皆發生於此，其規模與烈度遠非其他戰場所能比擬。戰爭初期，蘇聯在戰車數量上擁有壓倒優勢，以1.8萬至2.4萬輛對德軍約6千輛，其中更包括當時性能最強的T-34（約1000輛）與KV-1（約500輛），其餘多為老舊的BT系列與T-26。然而在巴巴羅薩行動初期，德軍憑藉優越的戰術指揮、無線電協同與訓練有素的裝甲兵，實施大規模包圍殲滅戰，使蘇軍在1941年間損失約20,500輛戰車與自走炮。蘇軍戰車部隊此時雖擁有裝備優勢，卻因無線電匱乏、乘員訓練不足、後勤與維修體系薄弱、指揮體制僵化，未能發揮數量與技術上的潛力。儘管如此，T-34與KV系列的出現對德軍構成了重大技術衝擊。T-34綜合了傾斜裝甲（以較薄鋼板獲得相當於厚重垂直裝甲的等效防護）、寬履帶（降低接地壓力，適應泥濘與雪地）與可靠的柴油引擎（燃點高、續航遠、失火風險低）三大特徵，兼顧火力、防護與機動，一度令德軍現役戰車的火炮難以在正常交戰距離貫穿其正面，這種設計思想深刻影響了此後數十年的戰車發展。面對突如其來的巨大損失，蘇聯將大批軍工廠向東遷至烏拉爾與西伯利亞，於烏拉爾重型機器製造廠等基地重建並擴充產能，以簡化設計、大量生產的方式持續補充戰車。至1942年，T-34已取代舊型成為蘇軍主力，蘇聯強大的工業動員能力，也成為其最終得以擊敗德國的重要基礎。

1943年成為東線裝甲戰的轉折點。史達林格勒戰役的慘敗後，德軍為奪回主動權，於同年7月發動庫斯克會戰。此役集結了史上規模最大的戰車與自走砲群，雙方投入合計數千輛裝甲車輛，是裝甲戰史上規模空前的較量；其中普洛霍羅夫卡一帶的交戰，長期被視為戰車大規模對決的代表。德軍在此役首度成建制投入新銳的豹式戰車與虎式戰車，但因數量不足、機械故障與蘇軍縱深防禦而未能達成突破，自此在東線喪失戰略主動。至1944年，蘇軍已將戰間期發展的縱深作戰理論付諸成熟實踐，在巴格拉基昂行動中以裝甲與機械化兵團實施大縱深突破，一舉殲滅德軍中央集團軍，展現了戰車作為戰役級突擊與追擊工具的最高效能。

相較之下，其他戰場的裝甲作戰規模與決定性均遠不及東線。在北非戰場，主要戰鬥發生於綿延數百公里的西部沙漠石質高原，德軍指揮官埃爾溫·隆美爾起初採取靈活的機動戰，屢屢出其不意襲擊英軍；第二次阿拉曼戰役雖是此地最關鍵的一役，但盟軍實則憑藉數量優勢與軍事欺騙（英语：Operation Bertram）取勝，其投入兵力遠不能與東線動輒數十個裝甲師的會戰相比。在1944年開闢的西歐戰場，戰車雖獲積極運用，諾曼第的樹籬地形亦一度限制了裝甲部隊的機動，但盟軍多以逐步推進的消耗戰為主，未如東線那般追求果斷的縱深決戰。整體而言，盟軍在戰車產量上佔有壓倒優勢，並能迅速補充損失，其中蘇聯與美國的產量尤鉅，成為軸心國最終落敗的重要因素之一。

隨著戰車防護不斷加厚，反戰車武器與彈藥也同步演進，形成一場延續整場大戰的「火力與裝甲競賽」。反戰車砲與戰車炮一樣口徑持續增大，德國更廣泛以88公釐Flak 18高射炮兼作反戰車利器。彈藥方面，除傳統穿甲彈外，還發展出以高密度彈芯提升侵徹力的附彈芯穿甲彈、初速更高的次口徑穿甲彈，以及不依賴動能、藉成形裝藥射流貫穿裝甲的高爆反戰車彈。步兵反戰車武器亦大幅進步：早期的反戰車步槍很快因裝甲增厚而失效，代之而起的是運用成形裝藥、可由單兵近距離擊毀重戰車的火箭筒與火箭推進榴彈，如德國的「坦克殺手」、「鐵拳」與美國的「巴祖卡」，使步兵首度具備獨立對抗戰車的能力。地雷的大量運用，也促成掃雷連枷（英语：Mine flail）等反制器材的問世。

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戰車已由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輔助兵器確立為陸戰的核心。戰爭經驗顯示，戰車須與步兵、砲兵、工兵及戰術航空兵合成協同方能充分發揮效能，僅憑數量或單車性能均不足以決定勝負；工業動員與後勤補充能力，亦為裝甲作戰乃至整場戰爭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同時，火力、防護、機動三者需求的持續拉鋸，使英國百夫長所代表的以單一車型兼顧三要素構想逐漸成形，成為戰後主力戰車概念的先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反戰車步兵武器與無後座力砲的普及一度使西方質疑戰車的價值，但蘇聯紅軍保有龐大的裝甲兵力，構成對歐洲的潛在威脅；韓戰期間北韓以蘇製T-34突入南韓的實例，更使各國重新肯定此一武器。1950年代戰術核武器的問世進一步凸顯裝甲部隊的價值：相較暴露的步兵，裝甲車輛機動性更高，並憑藉抗爆與三防能力，具備在鄰近核爆的污染環境中持續作戰的潛力。與此同時，戰時「步兵戰車與巡航戰車」以及中型與重型戰車的二分法逐漸遭到淘汰：各國起初仍開發征服者、M103、T-10等重型戰車，但其笨重昂貴，不利核子時代的戰略機動；隨引擎、傳動與火炮技術進步，兼取重型戰車防護火力與中型戰車機動的主力戰車（MBT）遂成形，以單一車型涵蓋過去須由多種戰車分擔的任務，成為戰場核心。輕型戰車則退居偵察與火力支援，裝甲運兵車與步兵戰鬥車亦隨之出現，以伴隨裝甲部隊推進。

冷戰兩大陣營發展出權衡不同、難分優劣的設計路線。蘇聯立足工業現實與總體戰略，戰車務求低矮輕小以壓縮受彈面積、便於鐵路運輸與大量生產，偏好在有限車體上安裝大口徑主炮，並以造價低廉、易於維護、大批量投產取勝；代價則是早期彈藥效能略遜，且長期缺乏測距儀而命中率受限。西方相對更重視乘員的生存性與作戰效率，接受較大的車體與較高的造價，換取更佳的火控、觀瞄與長期訓練，藉品質優勢抵銷華約在戰車數量上的龐大優勢。蘇聯T-54/55系列自1940年代末投產，累計產量逾十萬輛，是史上生產數量最多的戰車，長期構成蘇軍與華約裝甲部隊的骨幹，並廣泛輸出至各盟邦與第三世界國家，在戰後多場區域戰爭中屢次出現；中國亦以蘇聯授權的T-54A為藍本發展出59式戰車，並使其成為冷戰期間解放軍裝甲部隊的主力。技術上，蘇聯以T-62首開量產戰車裝備滑膛炮、發射尾翼穩定脫殼穿甲彈之先，1960年代後期的T-64更集125公釐滑膛炮、自動裝彈機與複合裝甲於一身，取消裝填手使乘員減為三人，奠定此後蘇聯與俄羅斯戰車的基本格局；西方同期則有厚甲重炮的英國酋長、著重機動的西德豹1與法國AMX-30，並以英國L7型105公釐炮為事實上的標準武器。1960至1970年代的攻防競逐帶動一連串技術革命：防護上出現以陶瓷與金屬多層複合的「喬巴姆」複合裝甲，以及其後廣泛加裝的爆炸反應裝甲；火力上高膛壓滑膛炮與反戰車飛彈日益普及；火控則由機械瞄準邁向雷射測距、彈道計算機（英语：Gun data computer）與熱像儀的電子化整合，大幅提升首發命中率與夜間作戰能力。

這些設計的成效在區域戰爭中反覆受到檢驗，尤以中東的阿以衝突最具指標意義。六日戰爭中，以色列裝甲部隊憑優異的訓練與機動，在西奈半島與戈蘭高地擊潰以蘇製戰車為主的阿拉伯裝甲兵力，凸顯乘員素質與戰術運用的決定性。1973年贖罪日戰爭中，步兵攜行的反戰車飛彈對缺乏掩護、單獨突進的以軍戰車造成慘重損失，一度引發戰車是否過時的廣泛爭論；但以軍恢復步戰協同、以砲兵與機動壓制飛彈陣地後扭轉戰局，最終確認戰車並未過時，惟須以諸兵種緊密協同來應對飛彈威脅。此後印巴戰爭與兩伊戰爭中，英、美、蘇製戰車的長期較量再次印證機械化戰力在區域衝突中的分量。

核戰陰影也使各國把戰車視為能在污染環境中持續機動作戰的少數兵器，普遍加裝三防（核生化）防護、超壓濾清與密封車體。這一設想與華約在戰車數量上的龐大優勢相結合，使一場橫貫西德、經富爾達缺口等低地走廊展開的大規模裝甲決戰，成為冷戰時期歐洲兩大陣營建軍與戰術思想的核心想定。主流之外亦有反映特定思想的特殊設計，如乘員生存優先、引擎前置的以色列「梅卡瓦」，以及無砲塔、藉車身俯仰瞄準的瑞典S型戰車。美國與西德曾於1960年代合作研製新一代的MBT-70，但因成本高昂、技術過度複雜而於1971年取消，兩國遂各自汲取其成果，分別發展出M1與豹2。贖罪日戰爭所顯示的反戰車飛彈與次口徑穿甲彈威力，直接促成1970年代後期新一代主力戰車的問世：美國M1艾布蘭、西德豹2、英國挑戰者與法國勒克萊爾普遍採用複合裝甲、120公釐滑膛炮與數位化火控；蘇聯則在T-64基礎上發展便於量產與出口的T-72，以及採用燃氣渦輪引擎的T-80戰車，並自1980年代起大量加裝反應裝甲。至冷戰結束前夕，兩大陣營已沿各自的技術路線將主力戰車發展至相當成熟的水準。

國際緊張局勢緩解、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以及最終的蘇聯解體，使各國武裝部隊的規模急劇縮減。英國、義大利、德國、法國等西歐主要國家紛紛裁撤戰車部隊，最終各自僅保留約200輛戰車，比利時、荷蘭等國甚至將全部戰車出售。不過並非所有國家都如此大幅裁軍，美國、俄羅斯、土耳其、印度、中國、巴基斯坦以及中東各國仍維持相當規模的戰車部隊。部分國家保有戰車製造能力並開發出新型戰車，包括義大利的公羊、中國的98式、南韓的K2黑豹、俄羅斯的T-90、烏克蘭的BM「堡壘」與日本的10式。與此同時，新型反戰車武器也相繼問世，例如能從上方攻擊砲塔脆弱頂部的標槍飛彈。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戰車製造技術進入平穩發展期，因此這段時期開發的戰車在其後三十年間仍是各國的主力。1990年以後並未出現新一代戰車，各國轉而逐步將現役裝備現代化。以豹2型戰車為例，A5型（1995年）改進了裝甲與火控系統，A6型（2001年）將主砲由44倍徑延長至55倍徑並強化了反地雷防護，A7型（2014年）配備可程式引爆彈藥及一系列改良，A8型（2024年）則加裝了「戰利品」主動防禦系統等。以色列的「梅卡瓦」戰車自2007年起即陸續配備戰利品主動防禦系統，其他國家則遲至2020年代才跟進。

在實戰紀錄方面，沙漠風暴行動成為艾布蘭戰車的一場勝利。憑藉有效的規劃、空中優勢與裝備的品質優勢，反伊拉克聯盟部隊摧毀了逾3000輛伊拉克戰車，自身僅損失數十輛；儘管空軍扮演首要角色，美國戰車仍在各方面佔有優勢，包括乘員訓練在內，使伊拉克的T-72M1戰車幾無還擊之機，這也是戰車首次能在行進間持續射擊的戰爭。其後，2003年入侵伊拉克及隨後的戰事更顯示了戰車在城市環境與反叛亂作戰中的效用。在烏克蘭東部戰爭中，戰車同樣不可或缺：在漫長的戰線上，即使一小股戰車部隊也能給敵方帶來巨大麻煩，而有戰車掩護的檢查站亦可成為重要的防禦陣地。

進入21世紀，戰場的一項重大變化是精準武器與無人機的運用日益積極。第二次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戰爭預示了無人機大規模用於打擊裝甲車輛的趨勢，拜卡「旗手」TB2等無人機在該戰爭中輕易偵測並摧毀了亞美尼亞的裝備。此一趨勢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中更為明顯：在2022年至2023年初的戰役裡，俄軍因運用失當、兵種協同不足而蒙受巨大的裝備損失，烏克蘭則更有效地運用了旗下戰車。此一階段戰車間的直接交戰並不常見，一方面前線的戰車數量本就稀少，另一方面在陣地戰階段，無人機的普及使得態勢感知水準極高，任何大規模的裝備集結都會迅速遭到摧毀。儘管如此，只要輔以偽裝與分散部署，戰車仍是戰場上直接支援步兵的關鍵作戰單位，因為沒有其他類型的裝備能夠如此有效地提供支援，在進攻中尤然。戰車依然是戰場上防護最完善、兼具高機動性與強大火力的作戰單位。以色列與哈馬斯戰爭同樣顯示了戰車在城市戰中的決定性作用，以及使其運用方式適應現代無人機戰的必要。此外，2023年起，FPV無人機與其他自殺式無人機在俄烏戰爭中大規模應用，促成了新的技術對策：反無人機網與格柵在各式裝備上日趨普及，在烏克蘭，防護格柵甚至加裝於挑戰者2、艾布蘭等西方裝備上；在俄羅斯，一種用於突擊、被稱為「穀倉戰車」或「烏龜戰車」的改裝車輛開始盛行，其做法是在普通戰車外加裝以臨時材料製成的大型上層結構。烏俄雙方的戰車也都開始加裝電子戰（EW）系統，用以干擾無人機的控制通道；同一時期，以色列的「梅卡瓦」戰車在加薩戰爭期間亦採行了加裝格柵的做法。

面對無人機時代的挑戰，各主要國家的新一代戰車計畫也隨之調整方向。美國陸軍於2023年終止了車重不斷上升的M1A2 SEPv4升級案，改為發展更輕、採用模組化開放架構、便於持續升級的M1E3，預計於2030年代初形成初始戰力。法國與德國則共同推動主力地面作戰系統（英语：Main Ground Combat System），於2024年4月簽署協議，規劃以一輛有人戰車搭配飛彈載具與無人感測與射擊載具所構成的「系統之系統」，全重壓低於50噸並可能採用混合動力，預定2040年前後服役。相對地，俄羅斯耗費鉅資、採用無人砲塔的T-14「阿瑪塔」因造價高昂、產量有限，始終未能大規模投入烏克蘭戰場，俄軍轉而以升級的T-90M與翻修的舊型戰車為主力。

現代戰車將其他戰車視為首要威脅，故其主要武器為高膛壓滑膛砲，主要用於發射穿甲彈以打擊敵方戰車，主裝甲亦以抵禦此類威脅為設計目標並集中於正面；然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表明，戰車之間的單挑已不太可能發生，武器與防護的設計理念因此有待重新審視。具體而言，戰車需要更均勻的裝甲分佈以防禦無人機，並需配備能摧毀無人機的系統，例如裝有機槍或自動加農砲的遙控戰鬥模組，後者更可能使用具遠程引爆或電磁脈衝功能的彈藥，雷射與微波武器對抗無人機亦具前景。各方也正考慮將乘員由龐大的砲塔遷入車體、改採完全無人的砲塔，此舉或將成為戰車邁向無人化作戰的第一步；此外還需強化反地雷防護，例如採用複合材料履帶、每側配置多重履帶環等。大量電氣與電子設備的需求，還可能加速戰車向混合動力系統過渡，屆時柴油發動機將充當發電機，為電池充電並向牽引電動機供電。

「戰車」並未有單一、精確的定義，許多國家、組織、學者各自有其標準。一般認為，戰車應為履帶式車輛、具備足以防護反戰車武器以外的火力的裝甲，並有著旋轉式炮塔，炮塔上的主炮為其主要武器。然而其他類型的武器也具備其特徵，如步兵戰鬥車和自走炮，因此還需視其戰鬥方式而定，如戰車以直射火力（直接射擊）作戰，自走炮則以曲射火力（間接射擊）為主。然而部份觀點不同於上述對戰車的傳統定義，如英國歷史學家兼工程師理查德·奧戈凱維奇就將無炮塔當作一種佈局類型，因此「無炮塔戰車」也算戰車的一種。《聯合國常規武器登記冊》（United Nations Register of Conventional Arms）中則定義「作战坦克」為「具有很高越野机动能力并具有很高自我防护水平的履带式或轮式自行装甲作战车辆，其空车自重至少为16.5公吨，装有一门口径至少为75毫米的高速直射主炮。」因此在某些文獻中被歸類為輪式裝甲車的半人馬裝甲車也可被視為主力戰車。

戰車剛問世時各國仍在摸索其使用方式和設計，因此存在多種不同分類系統，若根據重量和大小可分為小戰車、輕型戰車、中型戰車、重型戰車、超重型戰車，其重量標準因各國而異，例如二戰後美國將重量25短噸（22.7公噸）者以下者歸類為輕型戰車，而介於26至55短噸（49.9公噸）間者為中型戰車，56至85短噸者則為重型戰車，超過86短噸（78公噸）的則被歸類為超重型戰車；蘇聯在二戰期間的標準則是將戰鬥重量不超過20公噸的戰車被列為輕型戰車，超過40公噸者則為重型戰車；而二戰期間工業能力有限、長期以落後的中國為對手作戰、進而缺乏發展戰車的能力與動力的日本，其標準遠低於歐美列強各國：5公噸以下者為小戰車、5至10公噸者為輕型戰車、10至20噸者為中型戰車、20噸以上者則均屬重型戰車。功能上，輕型戰車負責偵察和小規模戰鬥上作為步兵的支援，中型戰車執行主要作戰任務，重型戰車則通常用於突破防禦工事、提供遠距離火力支援與防禦用，超重型戰車則屬實驗性質，史上曾生產過的最重戰車為德軍的鼠式戰車，重達188公噸。在一戰與二戰之間英國還將戰車分為巡航戰車和步兵戰車兩種分類，前者行駛速度快、裝甲薄弱、火力貧弱，用於迂迴至敵陣地側翼或後方、打擊其指揮部和預備隊、突破防線後追擊敵軍，後者防護厚實，用於伴隨步兵戰鬥，也因此只具備和步兵並行的緩慢速度以及不具反戰車能力的火炮。

二戰戰後，隨著技術共享及升級套件的普及，戰車在原本區分突擊、反裝甲、戰鬥偵察、火力支援的定位界線逐漸模糊，且噸位、裝甲、引擎功率和主炮口徑皆大為提高，原本的中型戰車車重也達之前重型戰車的標準，因此各國轉而發展兼具火力、防護力、機動力平衡的泛用型戰車作為主力，同時有著中型戰車的機動力、重型戰車的火力和防護力等各自的優點，此種戰車類型被稱作「主力戰車」。第一款現代意義上的主力戰車為英國研製的百夫长坦克，此後1950年代起各國大量裝備主力戰車，取代了過往的中型與重型戰車。目前現代戰車大多都是主力戰車，而防護更弱、機動性更強的輕型戰車並未被完全淘汰，其仍保有用於偵察和火力支援的定位。主力戰車以「世代」進行分類，其標準各國不一，一般以基本設計延續二戰車輛者為第一代、具備核生化防護（英语：CBRN defense）機制、遠紅外線夜戰設備、穩定控制主炮的火控系統者為第二代、使用熱成像儀、火控數位化、配備複合式反應裝甲者為第三代。蘇聯則對戰車世代以年份劃分：1920至1945年研製者為第一代、1946至1960年為第二代、1961至1980年為第三代、1981年至今為第四代，並將M1、挑戰者和豹2歸類為第四代、勒克萊爾則為第五代，而自認為自1976年研製出T-80後，蘇聯並未有實質意義上的第四代戰車產品。

大多數戰車採取前部駕駛艙、中部設有旋轉炮塔的戰鬥艙、後部發動機及傳動系統艙的佈局設計。二戰後的戰車乘員編制通常由3至4名成員組成：駕駛員位於車體、車長、炮手及裝填手則在炮塔內。早期戰車的武器系統都安裝在車體內部。法國研製的雷诺FT-17坦克是首款採用旋轉炮塔的量產型戰車，其設計佈局被視為經典。不過由於當時的設計下，炮塔空間只夠容納車長一人，因此此人必須同時執行戰場觀察、指揮、瞄準及裝填炮彈等多重職責，而各國在二戰中逐漸認識到為提高作戰效率，車長應專注於觀測和指揮。因此，二戰中後期的戰車通常為能容納三人空間的炮塔，但不同於現代戰車的是還會額外配置一名乘員於車體內，位於駕駛旁邊，負責操作車前方機槍和無線電通訊。大多數國家在戰爭結束時或隨後不久即放棄了這種編制模式。

引擎前置佈局在早期的戰車設計中曾十分常見，如Mark A「惠比特」（英语：Medium Mark A Whippet）、Mk.VI和AMX-13轻型坦克等型號，而在現代主力戰車中僅以色列的「梅卡瓦」系列戰車採用此佈局。這種設計可以利用引擎為乘員提供額外的防護，且不會產生明顯的裝甲防護弱點，但同時也增加通風、冷卻系統設計難度，也因其更大的正面裝甲面積，使戰車整體重量進一步提昇。相比之下，二戰時期的德國戰車和美國M4謝爾曼戰車採用引擎位於車尾、變速箱在車頭的佈局，使變速箱便於維護、簡化了換檔系統，但由於需要傳動軸貫穿整個車體，使戰車整體高度提昇，因此隨著科技進步，這種設計在戰後逐漸被淘汰。

在戰車發展史上曾出現多種不同佈局的設計。儘管傳統上認為旋轉炮塔是戰車的核心特徵，但早期戰車和某些特殊型號並不完全符合這一定義，如一戰時期的戰車和瑞典S型戰車就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旋轉炮塔，有些學者甚至將德國的突擊炮和蘇聯的SU-85視為無炮塔戰車，因為其實戰中承擔了與戰車相當的功用。有些戰車也採用了創新式的武裝佈局，如法國B1和美國M3戰車，其主炮裝在車體，次口徑的副炮則裝在炮塔上，其他還有些實驗性設計，如AMX ELC、MBT-70和416工程，嘗試將戰車全部乘員置於炮塔內以降低車體高度，但由於操控困難而未被廣泛接受。目前，戰車設計的發展重點是將乘員與武器系統隔離，這可以通過遙控武器系統（如T-74（俄语：Т-74）、遠征戰車（英语：Expeditionary Tank）和M1128）或無人炮塔（如T-14「阿玛塔」和KF51U戰車）來實現。這些創新設計不僅提高了戰車的戰場生存能力，也使在未來實現無人戰車更進一步。

以挑戰者2說明主力戰車外部各元件	以M4雪曼戰車說明戰車內部布局	以IV號戰車說明戰車乘員配置
A：炮塔 B：車體 C：炮塔尾艙 D：動力艙 E：首下裝甲 F：首上裝甲 1：炮口校准参考系统 2：主炮 3：排煙器 4：煙幕彈發射器 5：車燈 6：履帶 7：駕駛員艙蓋與潛望鏡 8：推土鏟設備安裝架 9：負重輪（烏克蘭語：Опорний коток） 10：牽引輪（烏克蘭語：Тягове колесо） 11：側面裝甲（烏克蘭語：Рознесена броня） 12：儲物箱 13：炮手主瞄準器 14：車長主瞄準器 15：車長艙蓋與潛望鏡 16：輔助瞄準器 17：熱成像瞄準鏡 18：裝填手艙蓋與機槍	1：拖吊環 2：換氣扇 3：炮塔蓋 4：觀察鏡 5：炮塔蓋轉軸 6：機槍席 7：炮手席 8：炮塔席 9：炮塔 10：空氣過濾器 11：散熱罩 12：空氣過濾化合物 13：動力模組 14：排氣管 15：後輪 16：單水汞 17：散熱器 18：發電機 19：後傳動軸 20：炮塔網 21：滑動環 22：前傳動軸 23：懸吊桿 24：變速箱 25：驅動輪 26：駕駛席 27：機槍手席 28：75毫米主炮 29：駕駛艙蓋 30：M1919A4機槍	1：駕駛員 2：無線電操作員 3：炮手 4：裝填手 5：車長

戰車的主要武器通常是戰車炮，主要用於提供直射火力。現代主力戰車多配備口徑介於100至125公釐的線膛炮或滑膛炮；相較之下，早期戰車則通常裝備較小口徑火炮，甚至僅配備機槍，包括大口徑機槍。亦有部分特種車輛以火焰噴射器、無後座力炮或反戰車飛彈等作為主要武裝。大多數戰車還會加裝一至數挺機槍作為輔助武器。

早期戰車通常配備機槍或口徑37至75公釐的火炮，用於打擊敵方步兵與防禦工事。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隨著對抗敵方裝甲車輛的需求上升，戰車開始配備口徑37至47公釐、具備穿甲能力的火炮，部分則仍使用短管的75或76公釐炮。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隨著戰車裝甲厚度不斷增加，戰車的火炮火力也持續升級。首先出現的是長管（40至70倍徑）的57至76公釐火炮，接著又發展出更大口徑的85至90公釐火炮（如T-34/85、虎式戰車、M26潘興等），甚至出現如IS-2所搭載的122公釐主炮（英语：122 mm gun M1931/37 (A-19)）。戰後，蘇聯T-54戰車配備100公釐火炮；而自1950年代末起，西方戰車則普遍採用英國製105公釐L7火炮作為標準武裝。

自1960年代起，蘇聯開始裝備滑膛戰車炮，其炮彈飛行穩定性不再依賴膛線產生的旋轉慣性，而是由炮彈本身的尾翼進行導正，T-62戰車是世界上第一款配備發射尾翼穩定脫殼穿甲彈滑膛炮並投入使用的戰車，也使這種武器配置成為世界戰車的主流。進入1970年代後，蘇聯與西方國家廣泛採用口徑120至125公釐的滑膛炮作為主炮（如2A46與Rh-120），至今仍為全球大部分主力戰車的標準配置。英國的挑戰者1與挑戰者2為少數仍在使用120公釐線膛炮的例外。

戰車的有效射程依炮種與彈藥類型而異，通常在2至5公里之間。儘管許多國家曾研製將戰車炮口徑增大，但120至125公釐口徑已被認為足以應對現代戰場需求，特別是口徑越大其炮彈重量也相應增加到人力難以搬運的程度，如美軍M103重型戰車的120公釐口徑戰車炮穿甲彈重達48.8公斤，需要兩名裝填手搬運，也因此還要將炮塔尺寸增加，而蘇聯裝備122公釐口徑主炮的IS-2戰車炮彈則採取彈丸與裝藥分離的設計，使裝填手搬運的重量減半，但射擊速度也跟著降低。德國萊茵金屬公司則仿照美國以前曾開發過的120公釐「德爾塔」（Delta）滑膛炮，研製出以可燃藥筒取代沉重的傳統藥筒的整裝彈，使一發120公釐翼穩脫殼穿甲彈（APFSDS）重量降至方便搬運的18到19公斤，相應的破甲彈（HEAT）與多用途彈也僅24公斤。史上曾實際使用過的最大口徑戰車炮為1950年代英國征服者坦克實驗型號FV215所裝備的183公釐炮，該戰車僅完成木質模型，但戰車炮曾製造與裝設在一台「百夫長」的底盤上，並完成了試射。另一方面，人們也曾嘗試研發其他彈道推進方式的替代傳統戰車炮，如液體發射藥火炮、電磁炮與電熱化學炮等。

由於主炮射擊後會產生後座力，為降低其衝擊，大多數戰車炮配有反後座裝置（英语：Hydraulic recoil mechanism），雖也有炮口制退器能導引射擊時的火藥燃氣能量（烏克蘭語：Порохові гази）來減少衝擊，但因其易暴露戰車位置與對鄰近步兵構成風險，故主力戰車多不採用。另外主炮炮管上通常會裝設排煙器，用於排出膛內殘餘氣體，並加裝熱護套，以減少環境溫度變化對炮管彎曲的影響。

在彈藥與供彈方面，現代戰車炮炮彈分為一體式炮彈（如L7、Rh-120）與分離式裝彈（如2A46、L30）兩種設計，其彈藥多數配備可燃型藥筒。

由於戰車內可存放彈藥的空間有限，即使有多種類型的專用彈，一般戰車都傾向裝備種類最少的通用彈種，現代西方戰車炮（如Rh-120）通常搭配兩種彈藥：用於對抗裝甲目標的翼穩脫殼穿甲彈以及用於打擊其他類型目標的多用途破甲彈（HEAT-MP）。二戰之前的戰車主要依靠實心穿甲彈（AP）或帶有額外裝藥的穿甲榴彈（AP-HE）來對抗敵方戰車。隨著戰爭進行，更高效的彈種逐步問世，包括覆帽穿甲彈（APC）、風帽被帽穿甲彈（英语：Armour-piercing, capped, ballistic capped shell）（APCBC）等與次口徑的脫殼穿甲彈（APDS），而自1970年代起，尾翼穩定脫殼穿甲彈逐漸成為主要反戰車彈種。此類彈藥亦持續進化，其長徑比從最初的10比1增至32比1，現代Rh-120 L/55戰車炮發射的現代翼穩脫殼穿甲彈彈初速可達每秒1750公尺，初速動能約為12.5兆焦耳。不過由於穿甲彈對人員目標效果不佳，戰車還需配備其他類型彈藥，如高爆彈（HE）曾為最常見的對人彈種，但1970年代起西方國家逐步以多用途破甲榴彈取代之，但如德國的DM11可編程高爆彈仍被廣泛使用中，蘇系戰車如T-64與T-72，至今仍將高爆彈列為主力彈種，英國則傳統上使用黏著榴彈（HESH）。此外，戰車亦可配備如煙霧彈與照明彈等特殊彈。

戰車早期全以人力進行裝彈工作，自二戰開始研製自動裝彈機，1950年代初問世的法國AMX-13戰車是世界上首款裝備自動裝彈機的量產型戰車，其後瑞典的無炮塔戰車S型戰車是第一款實現全自動化裝彈的戰車，而蘇聯T-64戰車是首款將旋轉炮塔與全自動裝彈機結合的主力戰車，也自T-64起，125公釐主炮與炮塔內的自動裝彈機成為蘇系戰車的重要特徵，並隨之應用到T-72、T-80等後續型號，中國的ZTZ-99主战坦克也採用同樣設計。現代主力戰車除了蘇系戰車外，法國勒克萊爾、日本90式和10式以及韓國K2戰車都設置自動裝彈機，而美國的艾布蘭戰車、德國豹2、英國挑戰者2等則維持人工裝彈。自動裝彈機雖能讓戰車設計上獲得部份優勢，如使車重輕量化、更緊湊（現代戰車能從原本的60至80噸降至40至55噸），還大幅提高射擊效率。例如T-72配備自動裝彈系統可達每分鐘8發，而艾布蘭戰車為4發，某些後置自動裝彈系統的戰車甚至能達到每分鐘10至12發。然而傳統的人工裝彈仍有其優勢，熟練的裝填手也能在短時間內裝填得比自動裝彈機更快，如艾布蘭戰車可在15秒內完成3發射擊，且多配置一名裝填手的四人乘員在車輛維護作業和操作上更具靈活性。

戰車的炮彈儲存位置對全車乘員的生存率有決定性影響。現代戰車的炮彈通常存放在炮塔籃或炮塔後方的彈艙，這兩種佈局各有其優劣：炮塔彈艙位置較高，易於被敵軍命中，但也與戰車乘員更為分隔。相比之下，位於炮塔籃中的炮彈會縮小內部空間，也與乘員緊密相連而未隔離，若發生爆炸往往全體乘員陣亡和戰車被徹底毀壞（英语：Catastrophic kill），甚至整個炮塔會被炸飛（英语：Jack-in-the-box effect），在這方面炮彈直接存放在戰鬥艙內的蘇系戰車尤其危險，而西方國家的戰車主要將炮彈存放於炮塔後方的彈艙，並設有防爆隔倉，但車體內也有存放部份炮彈。目前只有艾布蘭戰車的炮彈是以全部儲存於彈艙而與乘員完全隔離的。

在瞄準與火力控制方面，最初的戰車配備的是機械式或最基本的望遠瞄準具，但這些瞄具與火炮為剛性連接，操作時缺乏靈活性，對炮手來說相當不便。隨著技術進步，自1930年代起，開始出現更便利的潛望式與鉸接式望遠瞄準具。與此同時，隨著戰車炮射程的提升，瞄準具的光學倍率也逐步提高，二戰前的戰車普遍多為2.5倍、戰爭期間則提升至4至6倍、而現代戰車通常配備可變倍率瞄準具（如早期的艾布蘭戰車為3與10倍）或採用連續變焦設計（如T-64B的3.9至7倍）。為命中目標，炮手需考慮各種射擊修正因素，其中最關鍵的就是與目標之間的距離。在戰車發展初期，距離僅能憑炮手依經驗目測估計，然而這種作法隨著交戰距離日增而不敷使用，因此各國陸續發展出更精確的測距技術，如蘇聯T-54與T-62配備測距標尺（英语：Stadiametric rangefinding），英軍「百夫長」戰車則使用機槍進行校射。自1952年起，美國與其他國家開始在M47等戰車上安裝光學測距儀，大幅提升精度。蘇聯直到T-64上才首次引進同類技術。進入1970年代後，雷射測距儀逐步取代傳統測距方式，成為現今標準配備。

早期戰車設計操作性不佳，炮手若要操作戰車炮，垂直方向要撐著肩托、水平方向則需轉動整個炮塔，這種方式直到1930年代才逐漸以手控齒輪傳動系統所取代，提高了精度與穩定性。到了二戰，炮塔旋轉與火炮瞄準的動力系統開始導入電動與液壓驅動，成為主流設計之一。美國M4雪曼戰車是首款嘗試使用火炮穩定系統的車型，但當時的技術尚未成熟，實際效果有限。1970年代前的美國、德國與法國戰車大多缺乏穩定射擊的能力，而英國與蘇聯的「百夫長」與T-54B戰車則較早實現了水平與垂直方向的穩定瞄準，技術成熟度較高。1970年代後，戰車開始配備具備電子彈道計算功能的火控系統，能將雷射測得的距離傳送至瞄準具，使炮手能精確地將十字準星保持在目標上。此外，這些先進系統還能同時考慮其他參數，如天候狀況、車體傾斜角度、炮管磨耗程度以及對移動目標的修正補償，改變了傳統火炮與瞄具的互動方式，此前的瞄具僅反映火炮的當前指向，而現代火控系統會自動調整火炮，使其對準炮手設定的目標點，也大多具備穩定視野功能。此外，由於炮管在高溫下會產生微小變形，影響射擊精度，因此部分戰車還配備了炮口參考裝置（英语：Muzzle reference system），通常由安裝在炮盾旁的雷射發射器與位於炮口的反射鏡構成。

1930年代多國戰車一度流行多炮塔的設計，這些戰車除了裝設主炮的主炮塔外，還會配置一到多個副炮塔，用於從多方向對敵軍射擊，如蘇聯T-28、T-35戰車和英國的十字軍戰車即是這類多炮塔戰車的典型。也同樣是自1930年代起，戰車正前方會配置前方機槍（或稱車體槍），由駕駛員旁邊的乘組員操作，這種設計在二戰時期大多數的戰車很常見，但隨著戰爭即將結束，乘員編制開始逐漸刪減至4人，且在後來的設計中前方機槍會造成防護上的弱點，因此直接廢除，戰車只保留與主炮整合的同軸機槍，而二戰期間在美軍戰車上尤為常見的是在炮塔上安裝機槍以應對空中威脅的設計，是為防空機槍（烏克蘭語：Зенітний кулемет）。不過由於需要暴露在外的車長操作，使其無暇顧及指揮職能，導致這種設計並不普及，然而日後炮塔外機槍改由可從炮塔內部操作後，這種設計成為主流。另外雖稱作防空機槍，但實戰中通常用於對付敵軍步兵。二戰時期的戰車在車體或炮塔上還有特別開洞，用於從內部使用手槍對外射擊的「槍眼」。

現代戰車的炮塔配備了多樣化的輔助武器系統，蘇聯戰車通常在車頂安裝12.7公釐防空機槍，其中T-64和T-80UD型車長在不露出身體的情況下操作其機槍，而T-72和T-80相對開放而不設防。西歐和美國戰車如豹2、挑戰者2、梅卡瓦則在乘員艙周圍設置了1至3挺的7.62公釐機槍。M1艾布蘭戰車的武器配置更為完善，車長艙蓋側設有可從內部操控的12.7公釐機槍、裝填手艙蓋旁配有7.62公釐機槍、升級TUSK套件後還額外加設炮盾。部分現代戰車還整合了遙控武器站，如M1A2 SEPV2（烏克蘭語：M1A2 SEP）、M1A1 SA-UKR、豹2A7+、勒克萊爾XLR（英语：Leclerc XLR）、T-90M（俄语：Т-90М）等。

除了常規炮彈外，戰車還有以飛彈或噴火裝置為主要武器的特種戰車類型。1950年代，戰車開始嘗試裝備反坦克导弹作為武器。法國於AMX-13戰車外部安裝SS.11反坦克导弹，美國則在M60A2和M551謝里登輕型坦克上採用短管152公釐主炮來發射MGM-51橡樹棍反坦克導彈。蘇聯則自1960年代開始研發此系統，並逐步發展出透過主炮發射的多口徑導彈，從T-55的100公釐到T-90的125公釐主炮都有；首款為1976年研製的T-64B（俄语：Т-64Б）。儘管當時也出現了完全以導彈作為武器而未配備火炮的戰車，如蘇聯IT-1和以色列「佩雷格」戰車（英语：Pereh），但這類反戰車飛彈主要還是安裝在輕型裝甲車輛上。

噴火戰車的概念則是起自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但當時技術不成熟尚無法實現，直到1930年代才開始實際生產和投入於西班牙內戰、諾門罕戰役、第二次義大利衣索比亞戰爭等戰場。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將M3和M4戰車改裝為噴火戰車大量使用，之後在越南戰爭的叢林戰中也採用了M67噴火戰車，這也是美國最後一款噴火戰車。英國則改裝了邱吉爾戰車為噴火戰車，冠名「邱吉爾鱷魚（英语：Churchill Crocodile）」，其特點車頭機槍改為火焰噴射器，車尾拖有一架輪式油缸，輪式油缸可裝1820公升燃料。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量使用基於T-34改型的OT-34噴火戰車（俄语：ОТ-34），戰後又研發了OT-54（俄语：ОТ-54）和OT-55（俄语：ОТ-55）等。

戰車除了本身車體可配置武器外，還可搭載多種類型的武器系統，如以色列梅卡瓦Mk 2（希伯來語：טנק מרכבה סימן 2）和3（希伯來語：טנק מרכבה סימן 3）就配備60公釐迫擊炮，能發射照明彈和高爆彈，射程達3公里。此外，未來的KF51黑豹主力戰車還計劃搭載HERO 120自殺無人機發射裝置（英语：UVision Air），進一步擴展了其作戰能力。此外在戰車車內還會配置輕武器供成員自衛，如手榴彈，二戰時的戰車兵還配有衝鋒槍和手槍，而現代戰車兵已不使用衝鋒槍，而是改用可折疊槍托的緊緻型自動步槍（突擊步槍），如日本90式戰車配發折疊槍托的豐和89式5.56公釐突擊步槍。蘇聯T-80戰車兵則有AKMS突擊步槍（10個彈匣，300發子彈）、10枚F-1手榴彈和12枚信號彈。

現代戰車採用由鋼材與非金屬元素組成的複合裝甲，其防護效率優於傳統的鋼裝甲。先進的多層防護可能在外層配置薄層硬化鋼與反應裝甲，其後才是作為主體的複合裝甲。現代戰車正面裝甲對抗動能穿甲彈與聚能裝藥彈的防護能力，分別可達約900公釐與1000公釐的等效軋壓均質裝甲厚度。

最早的英國戰車裝甲最厚處僅12公釐，雖足以抵擋當時的步槍彈，卻擋不住重機槍的鋼芯彈。法國雷諾FT-17戰車雖有部份裝甲厚達22公釐，但其餘多數戰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的裝甲都遠薄於此，戰間期平均僅14至15公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戰車裝甲厚度迅速增加：戰爭初期機動性較佳的幾種戰車，其裝甲最大厚度約為30公釐，而瑪蒂達、KV-1戰車等重型戰車則可達75與78公釐；到了戰爭中後期，豹式、IS-2與虎II戰車的裝甲厚度更分別達到100、120與180公釐。二戰結束後設計的戰車進一步將正面砲塔裝甲增至200公釐；若計入傾斜角度，其水平等效厚度可達400公釐。

最早的裝甲板因材料選擇有限，基本上都取自海軍，材質為鎳鉻合金鋼，並為了防彈而施以熱處理。到了1930年代，戰車裝甲多經表面滲碳硬化處理以增強抗穿甲能力；由於熱處理後的鋼板過硬而難以加工，所有切削與鑽孔工序都必須在此步驟之前完成，再以螺栓或鉚釘（烏克蘭語：Заклепкове з'єднання）裝配。也正因加工不便，30年代的表面硬化裝甲逐漸被更易加工的均質鋼裝甲所取代。裝配方式方面，自1934年起，德國、蘇聯等部份國家改用焊接來組裝戰車，但義大利、日本、英國等國在大戰的多數時期仍沿用鉚接。30年代中期，戰車還發展出以鑄造方式生產車體與砲塔的作法；鑄件的防彈性能雖略遜於均質鋼裝甲，卻更便於製造外形複雜的部件，因此這一時期多數戰車的砲塔皆為鑄件。此外，傾斜設計的裝甲也能提升防護力，此一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獲得廣泛應用。裝甲內壁通常設有襯層，用以保護乘員，避免砲彈擊中裝甲時濺出的碎片致傷。

單純增加均質裝甲的厚度並不實際，因為這會使戰車過於笨重，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出現的高爆反戰車彈又具有極高的穿甲能力，例如「鐵拳」反戰車榴彈發射器即可貫穿厚達200公釐的裝甲，1953年問世的SS.10飛彈（英语：SS.10）穿深更高達400公釐。這促成了複合裝甲的出現，其結構除鋼材外還納入其他材料。儘管美國在這方面的研究居於領先，M60卻未採用此類防護，反而是蘇聯的T-64戰車率先應用了複合裝甲，其正面在兩層鋼材之間夾入纖維玻璃層。從1970年代末期開始，新型戰車採用了更高效的複合裝甲，例如英國的「喬巴姆」裝甲，並應用於挑戰者1戰車與M1艾布蘭戰車。這類裝甲在相同重量下對抗高爆反戰車彈的防護能力，可達鋼製裝甲的兩倍。1980年代，複合裝甲也出現在蘇聯戰車上：T-72B採用由鋼板、橡膠與空隙組成的複合裝甲，而T-80U與T-80UD則採用造價更高的蜂窩狀填充裝甲。前者類似「喬巴姆」，以鋼材與橡膠交疊成平行板；後者則由填入聚合物的封閉式金屬小單元組成，當高爆反戰車彈的聚能射流穿透時會激起波動，這些波動自單元壁反射後干擾並破壞射流。由於此類裝甲藉砲彈自身的能量來對抗砲彈，因此被稱為半主動裝甲或非爆炸反应装甲。輕型戰車則可以改用鋁質裝甲（烏克蘭語：Алюмінієва броня），如FV101蠍式與M551謝里登輕型坦克；輕型裝甲車輛的裝甲亦可為複合式，例如將硬質陶瓷與鋁結合使用。

除主裝甲外，戰車還可加裝間隔裝甲或籠式裝甲等附加防護來對抗高爆反戰車彈，惟兩者作用原理各異。間隔裝甲旨在讓砲彈提前引爆，使其在抵達主裝甲前先損耗部分穿透能力；此法對輕型裝甲車輛無效，卻可能對戰車有效，蘇聯戰車（如T-80）側面橡膠裙板的用途之一即在於此。籠式裝甲則旨在破壞來襲彈藥使其無法引爆，例如當引信的接觸起爆器與炸藥點火器之間的電路因撞擊而斷裂時，便會出現此情形，其有效率約為60%；此外亦有類似作法，如以色列「梅卡瓦」戰車砲塔後方懸掛的鏈條。

這類附加裝甲的運用由來已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便嘗試以間隔或籠式裝甲對抗高爆反戰車彈，惟1944年美軍試驗多種防護方式（包括加裝網狀物）後，終戰前仍未能找到有效辦法。其後美軍在越南戰爭期間於船艇上加裝硬質格柵，蘇軍也在阿富汗戰爭中為戰車採取類似作法，但籠式裝甲要遲至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才真正普及，主要用於防禦RPG-7。晚近的著名例子，則是俄軍在2022年入侵烏克蘭初期加裝的「烤肉架」（英语：Improvised vehicle armour）；這些格柵據信用於防禦FGM-148「標槍」一類的反戰車武器，也有推測認為是為了在城市環境中抵禦榴彈發射器，然而其實際成效備受質疑。此後隨著FPV自杀无人机在現代戰爭中被大規模使用，類似的格柵又再度廣泛應用。

爆炸式反應裝甲（ERA）的典型組件由兩片金屬板及夾於其間的炸藥構成。當彈藥擊中時炸藥引爆，藉金屬板的拋射切斷聚能射流並使其變形。此外還有其他作用方式，例如烏克蘭的「利刃」反應裝甲由多個聚能裝藥構成，可切斷來襲的聚能射流或次口徑穿甲彈。

反應裝甲自1949年起在蘇聯展開研發，德國工程師曼弗雷德·黑爾德（Manfred Held）也在同一時期進行相關研究，惟這些成果起初在蘇聯與北約國家都未獲廣泛採用。1970年代，黑爾德的研究在以色列獲得發展，並於1982年黎巴嫩戰爭中首度試用首款量產型布雷澤反應裝甲系統，配備於馬戈其與百夫長戰車。此後蘇聯隨即大規模加裝「接觸-1」（英语：Kontakt-1）系統，自1983年的T-64BV起。稍後又出現了「接觸-5」，其拋射板更厚，能夠降低脫殼穿甲彈與串聯裝藥的效能。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俄烏兩軍都在戰鬥中大量使用「接觸-1」，而烏克蘭獲援的西方戰車（如美國援贈的艾布蘭與德國援贈的豹2）也加裝了「接觸-1」（或「利刃」）反應裝甲。

主動防禦系統（APS）提供了一種與裝甲根本不同的對抗砲彈方式，大致可分為硬殺傷（hard-kill）與軟殺傷（soft-kill）兩類。硬殺傷系統以發射攔截彈或投射定向碎片流的方式，物理性地摧毀來襲彈藥；軟殺傷系統則透過各種手段干擾導引武器，使其偏離目標，而不真正擊毀彈藥。

硬殺傷系統由探測裝置（通常是毫米波雷達）與毀傷裝置（反制彈發射系統或定向爆炸裝置）組成，並由電子設備統一控制。此類系統最早的嘗試始於1950年代的美國，但直到1980年代才有明顯進展。第一款實用系統是蘇聯於1970年代末研製的「鶇」式主動防禦系統（英语：Drozd），並於1983年起裝備於T-55AD戰車以強化其防禦能力，其中部分樣車曾參與阿富汗戰爭。此後很長一段時間，此類系統並未普及，直到約25年後，以色列的「戰利品」系統才投入使用，於2009年正式裝備「梅卡瓦」戰車。除「梅卡瓦」外，該系統自2021年起計畫裝備約400輛艾布蘭SEPv2與v3戰車，自2023年起裝備豹2A8戰車，並考慮安裝於挑戰者3與K2黑豹戰車。截至2024年1月，Trophy已成為全球最普及的主動防禦系統，生產或訂購總量超過1800套。除以色列外，多數國家因成本高昂而未在裝備上安裝主動防禦系統，烏克蘭與俄羅斯亦然，其相關產品長期停留在試驗階段；直到2024年秋季，俄羅斯的T-90M才開始裝備源自蘇聯時代的「競技場」（英语：Arena (countermeasure)）系統。

軟殺傷系統的運作原理相當多樣，包括施放煙幕、光電干擾（如紅外線發射器（英语：Infrared countermeasure））或無線電電子戰。此類系統最早應用於1991年波斯灣戰爭中的法國AMX-30B2。其探測方式也各不相同：蘇聯的「窗簾」（英语：Shtora-1）系統可探測雷射照射（英语：Laser warning receiver），德國的MUSS（英语：MUSS (countermeasure)）能偵測飛彈尾焰的紫外線輻射，K2戰車上的MSSG則同時配備雷射與雷達照射感測器。與硬殺傷系統不同，軟殺傷系統只能對付導引武器，對RPG-7一類的非導引火箭彈則無能為力。

反無人機防護亦屬主動防護範疇之延伸。在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期間，廉價的FPV攻擊無人機與多軸投彈飛行器大規模普及，促使各方發展因應此類威脅的手段，包括新型被動防護以及硬殺傷、軟殺傷主動防禦系統。被動防禦的一種作法，是在車輛上加裝反無人機網或格柵。舉例而言，俄軍最初為防禦標槍而加裝、成效不彰的「烤肉架」（英语：Improvised vehicle armour），反倒對小型無人機頗具效果。自2023年以來，俄烏雙方都開始積極在戰車、自走砲及多管火箭系統等車輛上加裝輕型網與格柵。在烏克蘭，防護格柵也裝上了挑戰者2、艾布蘭等西方車輛；俄軍則進而採用以就地取材搭建的大型輔助棚架結構，這類用於突擊的車輛遂被稱為「烏龜戰車」或「棚屋戰車」。加裝反無人機格柵的作法後來也擴散到其他國家，以色列、印度、中國等地的戰車上均曾發現防護網。

在主動反制方面，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戰車也都開始裝備電子戰（EW）系統，用於干擾無人機的控制通道。深具潛力的技術還包括雷射與微波武器，以及沿用既有的主動防禦系統：例如，「鐵拳」系統的製造商即宣稱其對小型無人機有效；不過主動防禦系統通常針對高速彈藥而設計，彈藥儲備有限且成本高昂。另一種潛在的硬殺傷手段是遙控武器站，只要配備探測裝置並設定為自動摧毀無人機，即可發揮作用。舉例而言，據報導，日本於2024年9月公布的計畫將為10式戰車加裝主動防禦系統與30公釐機砲，以因應無人機威脅。

戰車具備一定的化生放核防護（英语：CBRN defense）能力。戰車的鋼製裝甲可為乘員提供輻射防護：例如18公釐厚的鋼板約可將伽瑪輻射的影響削減一半，而戰車裝甲通常更厚，防護等級也隨之提高。然而鋼材對中子輻射的屏蔽效果不佳，須以其他形式加以補強，例如加裝填有含氫化合物（如聚乙烯）或高中子吸收物質（如硼）的襯裡。此外，油箱也能提供一定的抗中子防護。

戰車另設有供乘員使用的綜合集體防護系統（СКЗ）。以蘇聯T-80戰車為例，其СКЗ可提供針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與火災的防護。在自動模式下，一旦偵測到車外的輻射或化學污染，系統便會啟動過濾通風與密封裝置，在車內建立正壓潔淨空氣，阻止受污染空氣進入；若溫度感測器偵測到起火，СКЗ則會切斷引擎進氣並噴灑滅火劑。

大多數戰車都配備煙幕生成裝置。通常戰車會以發射器射出彈藥，這些彈藥在空中爆炸並即時形成煙幕，例如蘇聯的「圖恰」（俄语：Система 902 «Туча»）系統。另一種選擇是熱煙霧設備（英语：Smoke generator），藉由將燃料噴入排氣系統來持續製造煙幕。現代煙幕裝置所產生的煙霧，在紅外光譜中亦可能不透明。防護的另一個面向是偽裝。偽裝通常以偽裝網實施，但也有專門的迷彩罩，包括多光譜偽裝（英语：Multi-spectral camouflage），其不僅能降低在可見光波段的能見度，還能減少在紅外線與無線電波波段的能見度。例如瑞典「梭魚（瑞典语：Saab Barracuda AB）」產品與俄羅斯的「斗篷（俄语：Накидка (комплект защиты вооружений)）」偽裝系統即具備這些特性。此外還有旨在欺騙敵人的假坦克，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已廣泛使用，於今亦十分常見

機動性是戰車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可就戰略、戰役與戰術三個層次加以探討。戰略機動性指戰車藉由海運、鐵路、空運或公路長距離轉移的能力，其決定因素在於車輛的尺寸與重量：戰車越大、越重，便越難運抵戰場；由於鐵路是最主要的運輸方式，現代戰車在拆除側裙板後的車寬多控制在3.5公尺以內，以便通行於西歐鐵路。

戰役機動性指戰車在道路或越野狀態下自行移動的能力，引擎的單位功率（功率與質量之比）直接決定其行駛速度，而加油頻率與維護需求亦有影響；戰車在這方面始終不及機動性更佳、但越野能力與裝甲均較薄弱的「輪式戰車」。戰術機動性則指戰車在戰場上快速而有效地移動、並盡量減少暴露於敵方火力下的能力，這需要強勁的引擎、較低的接地壓力與可靠的底盤；防護能力雖使質量上升而與機動性相互抵觸，卻讓戰車得以無視輕型武器、行動更為自由，故須在兩者之間求取平衡。

克服水域障礙亦屬戰術機動性的一環。未經準備時，戰車可涉渡深度低於車體上緣（約1.4公尺）的水障礙；經密封並加裝含呼吸管的潛水設備（OPVT）後，更能潛入4至4.5公尺深的水下，其中部分呼吸管兼作指揮官觀察用的「塔樓」。若水深超出涉渡範圍，便僅能浮渡：早期曾以圍繞車體升起的圍屏提供浮力，如1944年諾曼第登陸中的DD雪曼戰車，但因實用性不足而於1950年代淘汰；蘇聯PT-76兩棲戰車一類的車輛雖能浮渡，作戰效能卻不及一般陸用戰車。

現代戰車最常配備渦輪增壓柴油引擎，其中僅有M1艾布蘭與T-80戰車採用燃氣渦輪發動機，這種引擎體積小，卻昂貴且不經濟。化油器汽油引擎雖然結構較簡單、取得容易，卻在1950年代後完全遭到淘汰，因為它們比柴油引擎更不經濟、也更易燃。戰車引擎必須提供盡可能高的單位功率，實務上的上限約為每噸25至30匹馬力。

首批戰車配備的汽油引擎動力孱弱：例如Mark I戰車的105匹馬力引擎，僅能提供每噸3.7匹馬力的單位功率與約每小時6公里的最高速度。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300匹馬力的自由L-12引擎（英语：Liberty L-12）航空引擎首度改裝用於Mark VIII戰車（英语：Mark VIII tank），此後便成為慣例。舉例而言，源自Liberty的蘇聯400匹馬力M-5引擎安裝於BT-2，使其單位功率達每噸35匹馬力、履帶速度最高可達每小時52公里。氣冷星形航空引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亦用於美國戰車，尤以M3和M4為著，這也是它們車身輪廓格外高聳的原因之一。英國的克倫威爾戰車裝配了與颶風戰鬥機、噴火戰鬥機相同的勞斯萊斯梅林發動機；德國則不採用改裝的航空引擎，而是自行研發專用的戰車引擎。

安裝柴油引擎的最初嘗試出現在1920年代的英國，但因資金不足而未能繼續發展；日本則於1932年在八九式中戰車上仿效此舉，此後所有日本戰車均改用柴油引擎。在蘇聯，1930年代的柴油引擎研發促成了V-2的問世，該引擎於1939年首度安裝在BT-7M上；其後續改型用於T-34及所有其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型與重型戰車，780匹馬力的V-46改型成為T-72的主要引擎，1000匹馬力的渦輪增壓版V-92S2則用於T-90。由此可見，1930年代的明智決策為軍隊提供了逾70年的可靠引擎。北約國家自1950年代起採用多燃料柴油引擎，其中最成功者為MTU的產品，其不同版本安裝於豹1戰車與豹2戰車、以色列的梅卡瓦戰車，以及出口法國的勒克萊爾戰車。也有戰車配備了更為特殊的柴油引擎：例如勒克萊爾戰車未採用常見的渦輪增壓，而是使用類似燃氣渦輪的Hyperbar系統；蘇聯的T-64則使用哈爾科夫發動機設計局研製的非典型二行程對置引擎5TDF，該引擎體積緊湊並採噴射冷卻。在此基礎上又發展出更強勁的6TD，這些引擎於獨立後的烏克蘭持續改良，並安裝於T-80UD、BM「堡壘」及巴基斯坦的哈立德戰車上。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德國首先嘗試發展戰車燃氣渦輪發動機；自1940年代末起，英國、蘇聯與美國同步展開相關研發。第一款配備燃氣渦輪發動機的量產戰車是瑞典的無砲塔戰車Strv 103，它以省油的柴油引擎為主動力，燃氣渦輪則在特定情況下輸出最大功率。1970年代末，蘇聯與美國在這類引擎上的研究促成了T-80與艾布蘭的服役。時至今日，Strv 103及此二系列戰車仍是僅有的量產燃氣渦輪戰車。

戰車的地面機動能力，取決於傳動、轉向與懸吊三套裝置的協同運作。在傳動方面，戰車與其他車輛一樣需要變速箱將引擎扭矩傳遞至履帶，其技術水準與同時代的車輛工程相稱，並由最簡單的機械裝置逐步演進為附液力變矩器的自動行星式變速箱。轉向則普遍採用差速轉向（英语：Differential steering），即藉由控制兩側履帶的速度差來改變行進方向：轉向一側的內側履帶必須較另一側轉得更慢、保持不動或反向轉動。早期實現此原理的方式較為粗糙，如鬆開離合器並對內側履帶制動，或以差速器搭配半軸制動，但兩者效率低下、耗損動力，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即遭淘汰；戰後蘇聯型戰車改以降低內側履帶檔位轉向，西方戰車則自1950年代起採用附獨立轉向軸的雙差速器系統，可在為一條履帶增加動力的同時為另一條履帶減力，使轉向更為輕便平順。

傳動與轉向裝置的設計也直接反映在戰車的機動表現上。以倒車速度為例，蘇聯型戰車受變速箱設計所限而普遍偏慢，T-64與T-72僅約每小時4公里，遠不及豹2的每小時30公里，這對快速撤離陣地頗為不利，且此問題延續至最新式的T-90M。轉向控制裝置亦因設計理念而異：蘇聯戰車使用操縱桿，艾布蘭使用T形方向盤，豹2則採方向舵。展望未來，電動機械傳動（EMT）是一項深具潛力的技術，它以柴油引擎作為發電機、再由牽引電動機驅動車輛，可提供優異的扭矩特性、連續可控的履帶速度與更高的存活性，並能在特定任務中改用靜音電動機。此種傳動早在一戰時期的聖沙蒙上便已出現，卻長期因笨重複雜而未能普及；惟隨著電子戰系統、主動防禦系統與遙控武器站的耗電日增，它未來或有望取代戰車上的輔助動力單元。

懸吊系統則構成戰車行動裝置的另一支柱。履帶式驅動裝置是行動裝置的核心，戰車的負重輪透過懸吊系統與車體相連，以吸收崎嶇地面的顛簸；懸吊、負重輪與履帶的持續改良，使戰車的動態性能不斷提升。早期英國戰車的負重輪採剛性連接，1920至1930年代則以聯動式懸吊最為常見，即將數個負重輪連於同一支架並共用減震元件，此法沿用於M4雪曼、四號戰車與百夫長戰車等許多二戰戰車。效能更佳的獨立懸吊使每個負重輪各自減震，首款為1928年的克里斯蒂懸掛系統，量產於BT系列、英國巡洋戰車與T-34；其後又逐漸被1938年首見於德國二號戰車的扭杆懸掛系統（英语：Torsion bar suspension）取代，至二戰後除採彈簧懸吊的「梅卡瓦」與少數採液氣懸吊者外，幾乎所有戰車都改用扭杆懸吊。74式、10式、K1、K2等戰車採用的液氣懸吊（英语：Hydropneumatic suspension）則具非線性剛度、行駛更平穩，且無須佔用裝甲內部空間而有助減重，惟結構相對複雜、昂貴且較不耐損；其另一優點是可構成主動式懸吊，靈活調整車體傾角與離地間隙（英语：Ride height）；對無砲塔的Strv 103而言，這是其唯一的垂直瞄準方式，其他戰車亦藉此擴大俯仰角範圍，在山地地形中尤為實用。

戰車武器的有效性，取決於乘員能否及時捕捉並攻擊目標。捕捉目標包含三個階段：察覺潛在目標、辨識目標類型，以及判別（英语：Combat identification）目標為友軍或敵軍。最簡單的方式是打開艙蓋、以肉眼或雙筒望遠鏡觀察，或使用車內的觀測光學設備。觀察戰場與辨識目標的任務通常由戰車車長負責，因此觀測設備主要是為車長而開發。這些設備在歷史上形式多樣，包括射孔（英语：Firing port）、玻璃塊、潛望鏡等。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戰車通常配備環形潛望鏡組以全面觀察戰場，或配備可旋轉、固定式的放大觀測設備，以利在更遠距離上進行更清晰的觀察。觀測也可透過攝影機提供：例如豹2A5配備後視攝影機，將影像傳至駕駛員顯示器，而梅卡瓦Mk 4則在戰車周圍配置一系列觀測攝影機。除觀測目標外，戰車亦須掌握自身位置。現代戰車可透過衛星、特別是GPS進行導航。例如在波斯灣戰爭中，美國戰車便藉由GPS穿越了伊拉克軍隊認為戰車無法通行的地形。

戰車的觀測手段在夜間效果有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都還沒有能讓戰車在夜間有效作戰的技術。必要時可在月光下作戰，或倚賴照明彈與探照燈，但效果仍然有限。第一項實質進展是紅外線探照燈的出現，它在肉眼不可見的波段照亮目標，再由轉換器將這種照明轉為可見影像。德國軍隊於1944年率先採用此系統，但戰後只有蘇聯的T-54B戰車延續此法，西方戰車則遲至1960年代才開始採用。同一時期也出現了夜視儀（PNB），能在不發出足以暴露戰車之輻射的前提下增強影像。1970年代則出現熱像儀，它比夜視儀更複雜、更昂貴，卻也更有效，並開始在北約戰車中大力推廣，而蘇聯在這方面相對落後。

感知目標與環境之外，戰車還須與友鄰單位保持聯繫。早期的通訊方式僅限於物理或視覺互動，包括信鴿、旗語與信號旗。這些方法效率低下，而野戰電話又需仰賴電線，這些電線在砲火下極易被摧毀。唯一堪用的方式是無線電通訊，為此英國製造了TSF等通訊戰車。戰車車內的無線電通訊自1930年代起隨礦石收音機的出現而普及，它是德國閃電戰成功的因素之一，因為它確保了有效的指揮。戰車車內通訊（英语：Intercom）首次大規模應用於1930年代的德國戰車：自二號戰車起，所有乘員都配備了收發機。有些戰車讓步兵得以透過裝設於車外的戰車電話（英语：Tank telephone）接入車內通訊系統，此作法最早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戰車。自M4雪曼戰車以來，大多數美國戰車（未加裝TUSK（英语：Tank Urban Survival Kit）的M60與艾布蘭除外）都配備此裝置，英國也積極沿用。

晚近，部分戰車更配備數位系統以整合上述資訊、增強態勢感知。例如「梅卡瓦」Mk 4戰車的車長可即時接收友軍車輛部署資訊與無人機攝影機的數據，並透過自身顯示器向駕駛員傳達指令。

自戰車問世以來，如何摧毀戰車便成為各國持續鑽研的課題，反戰車手段與戰車防護之間的較量，貫穿了戰車發展的整部歷史。每當戰車以更厚重的裝甲或新型防護回應威脅，反戰車一方便隨即發展出穿透力更強的武器與戰術，兩者因而交替發展。這場競賽既涵蓋戰車之間的直接對抗，也包括反戰車砲、步兵武器、地雷、攻擊直升機乃至無人機等各式反裝甲手段。戰車的實用性也因此屢次受到質疑，並隨之持續改良其設計。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最有效的反戰車武器其實是直射的野戰砲，德軍並隨之發展出反戰車步槍、防坦克壕與地雷等手段。兩次大戰之間，專用的反戰車砲成為主要反裝甲兵器，其口徑隨戰車裝甲增厚而由37公釐一路提升至50、75公釐乃至更大，德國更以威力強大的88公釐高射砲兼作反戰車利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項關鍵突破，是成形裝藥原理的實用化：這種不依賴彈丸動能、而以金屬射流貫穿裝甲的技術，使火箭筒、「鐵拳」等輕便武器得以由單兵在近距離擊毀重戰車，令步兵首度具備獨立反戰車的能力；反戰車地雷的大量佈設，也迫使戰車付出相當的行動代價，並促成掃雷器材與工兵協同的需求。

冷戰時期，反戰車武器朝著射程更遠、精度更高的方向發展。無後座力炮與火箭推進榴彈廣泛配發步兵，而真正改變戰場面貌的則是反戰車飛彈的問世。第一代線控導引飛彈（如蘇聯的「嬰兒」、美國的拖式與歐洲的米蘭）需由射手全程手動導引，使小型步兵單位也能在遠距離威脅重裝甲目標；其後的第二代半自動導引飛彈則只需將瞄準線對準目標，大幅簡化了操作。1973年贖罪日戰爭中，埃及步兵以攜行反戰車飛彈重創單獨突進的以軍戰車，一度引發戰車是否過時的廣泛爭論；能自空中發射反戰車飛彈的攻擊直升機登場，同樣使戰車面臨新的威脅。這些發展共同推動了複合裝甲與反應裝甲的問世，戰車與反戰車的競賽於是進入以電子與新材料為核心的新階段。

進入現代，反戰車飛彈進一步發展出攻頂攻擊與串聯戰鬥部兩項關鍵技術。前者使飛彈由上方俯衝，攻擊戰車防護最薄弱的頂部與艙蓋；後者則以前置裝藥先行引爆反應裝甲，再由主裝藥貫穿本體裝甲，「標槍」等武器即同時結合了這兩種設計，並具備「射後不理」能力。作為回應，各國一方面發展出能對抗串聯戰鬥部的多層式反應裝甲，另一方面則將主動防禦系統列為新一代戰車的標準配備，使反戰車與防護的競賽延伸至軟殺傷干擾與硬殺傷攔截的層次；然而攻頂彈藥的彈道，仍對多數偏重水平防禦的既有系統構成挑戰。

2020年代以來，廉價無人機的普及為反戰車作戰帶來新的變革。在第二次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戰爭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中，察打一體無人機與第一人稱視角（FPV）自殺無人機以極低的成本大量摧毀裝甲車輛，其偵察與打擊合一、又能攻擊頂部與尋隙鑽入的特性，尤其難以防範。這再度掀起戰車無用論的討論，各方則以反無人機格柵、電子戰干擾、煙幕與主動防禦系統等多重手段加以因應。主流的評估認為，戰車並未因此喪失價值，其防護、火力與機動的綜合優勢仍難以取代，關鍵在於將其納入步兵、砲兵、防空與電子戰的合成協同之中，而非孤立運用。

戰車在流行文化中有廣泛的呈現，尤其常見於文學、電影與各類藝術創作，也常成為立體模型的題材。自問世之初，藝術家便以繪畫與宣傳海報將戰車描繪為創新的象徵，並用於廣告；戰車也是一種重要的視覺語言符號，用以彰顯國家的軍事力量。

戰車的象徵意義兼具正面與負面。自出現以來，它便是戰役與戰爭勝利的重要象徵之一，這一形象並透過勝利閱兵與紀念碑得到強化；此類做法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再度出現於各戰勝國城市與柏林。歐洲多國設立了戰車紀念碑，其中以T-34-85為主的紀念碑在蘇聯數量最多；波斯灣戰爭中伊拉克T-72的失利，也使M1艾布蘭成為美國的勝利象徵。作為國家軍事實力的象徵，多數國家會在閱兵中展示戰車，以裝甲車輛作為力量宣傳的閱兵，最早於1930年代的納粹德國舉行，其後為蘇聯所仿效。對小國與非國家武裝而言，戰車及其他裝甲車輛也是地位、正當性與軍事能力的象徵。

另一方面，戰車也可能被視為壓迫與佔領的象徵。蘇聯軍隊鎮壓東德暴動（1953年）、匈牙利革命（1956年）與布拉格之春（1968年）時，開上歐洲城市街頭的戰車便與對民主訴求的壓制聯繫在一起；相對地，在布拉格將鮮花插入蘇聯戰車炮管的學生，以及六四事件中擋在戰車縱隊前的坦克人，則成為個人反抗這一國家強權工具的象徵。

戰車紀念碑同樣可能成為侵略與佔領的象徵。烏克蘭歷史學家瓦赫坦格·基皮阿尼（英语：Vakhtang Kipiani）將其與普希金紀念碑相提並論，視為殖民標記，稱「蘇聯政權以自己的旗幟、戰車和街道標記了一切能標記的東西」。這類紀念物在烏克蘭與歐盟國家屢次引發爭議。例如1991年，一名藝術家將布拉格一輛IS-2漆成粉紅色，在捷克斯洛伐克社會引發軒然大波。烏克蘭境內亦曾有大量此類紀念碑，且這些車輛未必曾在其設立地點參與戰鬥。俄羅斯於2022年發動全面入侵後，烏克蘭及其他歐洲國家的去共化進程隨之加速；2022年起，烏克蘭大量戰車紀念碑遭到拆除，其中部分依據去殖民化相關法律進行。同年，愛沙尼亞納爾瓦移除了一座具爭議的T-34-85紀念碑，當地認為蘇聯設立此類紀念物是為頌揚佔領。

戰車的形象早在真實車輛問世之前便已見於文藝創作。1883年，法國插畫家阿爾貝·羅比達便描繪過自行車部隊與裝甲車輛協同進攻的景象；1903年，英國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發表短篇小說《陸上鐵甲艦（英语：The Land Ironclads）》，預示了日後的戰車。真實戰車登場後，其影響更催生出大量虛構戰車，使之成為電子遊戲、電影等虛構世界的組成元素，例如《戰鎚40000》中的多款戰車、《星海爭霸》的攻城坦克，以及電影《印第安納瓊斯與聖戰奇兵》中的戰車追逐場面。即使是以寫實見長的《坦克世界》，也收錄了不少從未量產、僅存於設計藍圖的虛構車輛。

在影視方面，戰車出現於眾多戰爭電影，並在部分作品中居於敘事核心：《怒火特攻隊》（2014年，美國）全片圍繞一輛雪曼戰車的組員，《T-34》（2018年，俄羅斯）以戰車的逃脫與對決為主線，《黎巴嫩》（2009年，以色列）幾乎全程採戰車內部視角拍攝，《白色虎式》（2012年，俄羅斯）講述追殺一輛神祕的德國虎式，《戰爭之獸（英语：The Beast (1988 film)）》（1988年，美國）以一輛在阿富汗迷航的蘇聯T-55為主軸，《坦克女郎》（1996年，美國）的片名與主角設定亦源自戰車。由於合適的車輛未必易於取得，拍攝時常以道具替代，但有時也會動用真車，例如《怒火特攻隊》便使用了一輛可運轉的雪曼戰車，以及全球唯一一輛仍可運轉的虎式戰車，也就是虎131號。

電子遊戲中，戰車更是常見題材。模擬類的例子包括《坦克世界》（及其行動版《閃擊戰》）、《戰爭雷霆》與《裝甲戰役》；射擊類則有《Enlisted》、《地獄潛者》、《戰地風雲》與《決勝時刻》；此外還有模擬遊戲《Steel Armor: Blaze of War（英语：Steel Armor: Blaze of War）》、射擊遊戲《武裝行動3》、策略遊戲《英雄連隊2》、《裝甲軍團（英语：Panzer Corps）》與《Warzone 2100》、日式角色扮演遊戲《戰場女武神4》，以及1996年的二維動作遊戲《越南大戰》等；在《刺客教條：兄弟會》中，玩家甚至能駕駛達文西設計的「戰車」（英语：Leonardo's tank）。戰車的形象也滲入了遊戲語彙：在玩家行話中，「坦克」一詞用以指稱耐久度高、可承受大量傷害並掩護隊友、吸引敵方火力的角色。

動漫方面，戰車是《少女與戰車》此一作品的核心題材，該作將戰車對戰稱作「戰車道」（戦車道），描繪為一種傳統的傳統武術與競技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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