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情式紀錄片

文献纪录片，指围绕特定目标和主题，利用实物性历史文献、实地拍摄空镜头、再生性影像或当事人的口述材料编辑而成的具有较高文献价值的纪录片。文献纪录片是中文特有的纪录片类型术语，在其他语言中并无可完全对应的称谓。该词从1950年前后诞生至今，指代对象也曾发生巨大变化，曾与纪录片（documentary）、文献片、汇编性纪录片（compilation documentary）、汇编影片（compilation film）、纪录式剧情片（docudrama）等不同概念等同或混淆。

“文献纪录片”是中文中特有的纪录片分类术语及概念，其诞生与“纪录片”概念早期翻译的混乱，以及影片与文献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相关联。

1930年代，汉语中开始有“纪录片”和“记录片”的使用，1940年代已广泛使用。1943年~1945年间，金陵大学理学院将作为教学材料的电影称为“电教文献”“电影文献”和“影音文献”等，是早期将影片作为文献的例证。1947年《戏世界》刊发文章《中国第一部文献片》中，将由中国电影制片厂与美国技师合作，综合中国二十年来史料完成的《中国之抗战》（The Battle of China）称为“中国第一部文献片”。1948年5月11日，《申报》刊登的《1949苏联五一节大检阅》中对苏联文献电影厂制作的莫斯科检阅纪录片使用了“文献片”和“文献影片”的称谓。1949年5月23日，《人民日报》上沈江的《苏联文化近影》中对苏联纪录片《五一节》也采用了“文献片”的称谓。1949年12月25日，《大公报》上伊凡诺夫的《苏联电影三十年》中曾将故事片《列宁在十月》称为“文献电影”。总之，在1940年代后期，文献片或文献电影是指可作为历史资料的影片，或与历史密切关联的纪录片或故事片，与是否为资料影片汇编并无关系。

最早自称“文献纪录片”的作品是1950年制作的《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两片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分别与高尔基电影制片厂和苏联中央文献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且素材都包括纪实镜头、情景再现（补拍重演）和档案影像。两部作品使用资料影片很少，基本为当时拍摄，并大量采用了事后搬演。而最早被称为文献纪录片的纯中国作品是1951年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摄制、徐肖冰编导的新闻纪录片《抗美援朝》。排除个别将故事片称为“文献片”的情况，“文献纪录片”一词应与此前的“文献片”含义相同，指具有文献价值或普通人眼中的史料价值，以及表现历史的影片。

“文献纪录片”一词的出现虽然与苏联的纪录片作品有关，但它称为一个单独的纪录片种类概念缺与苏联无关。1950年代后对苏联电影相关文章的翻译中，纪录片可能被翻译为文献片、文献、电影文献，很少被翻译为“文献纪录片”；但在中国对苏联东欧电影的介绍性报道中却经常使用“文献纪录片”一词，如在新华社1952年8月6日对捷克斯洛伐克第七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报道中，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胜利进军》和中国的《抗美援朝》、《抗战的越南》等称为“文献纪录片”，在此类报道中“文献纪录片”一词实际指代的是纪录片或长纪录片，与艺术片（故事片）、科学普及片（科学教育片）、新闻短片等类别并称。

1950年代，“文献纪录片”作为一个术语，含义仍是较为混乱的，并未与后来的汇编性相关联。1953年少明《新闻纪录片是怎样摄制的》一文中，将纪录片的制作方式分为三种，一种是有计划、有总纲甚至剧本的纪录片拍摄，如《和平万岁》；第二种是因事件无法预先掌控而没有总纲没有剧本、让摄影师跟踪事件拍摄的方式累计素材而成，如《解放西藏大军行》；第三种是利用从前保留下的旧有素材，按照编辑者一定的意图和政治目的，汇编剪辑而成的历史性纪录片，如《打击侵略者》。显然第三种更符合后来文献纪录片样式的定义，但少明文中是将第一种的《和平万岁》称为文献纪录片的。1958年刘德源介绍《条顿的剑在行动》时，将这部利用大量文献影片素材、档案、文件、信札的作品称为“政论性纪录电影”。另一方面，1956年上映的《鲁迅生平》就被称为“文献记录影片”，1951年上映的自然地理纪录片《锦绣山河》也被称为文献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曾被列为艺术片，汇编性强但政论性较弱的《红旗漫卷西风》当时也未被称为文献纪录片。“文献纪录片”既被当成纪录片的一种，也被等同于纪录片。

被称为“文献纪录片”的作品包括描述一个时间跨度较长，完整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如《抗美援朝》《伟大的土地改革》《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南京长江大桥》；对较大地域全面反映的作品，如《锦绣河山》《阿尔巴尼亚》《解放了的中国》等类似于地方志或民族志的作品；以及对单一事件的系统记录如《“八一”运动大会》《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重要外事活动记录如《友谊常青》《布尔加宁、赫鲁晓夫访问英国》及多部亚太和平会议纪录片，节日庆典纪录片如《一九五二年国庆节》《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庆祝建国十七周年》等。因而，该词指代的更多是基于传统史观，认为具有史料、文献价值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内容的宏大叙事结构的纪录片。而《中国工农红军生活片段》《延安生活散记》等不属于宏大叙事结构的作品在与其他文献纪录片片名并列时曾被专门排除在外。

其后，“文献记录片”逐渐向“基于文献资料制作而成”的含义演变。1962年，辛雪讨论纪录片《诗人杜甫》时就曾将文献纪录片和利用文献资料相关联。文革结束到1980年代的一大批人物传记片也都接近如今“文献纪录片”的范式，不仅尽量采用资料影片或录音，而且大量使用书信、档案等得视听素材，被配合以当下拍摄的历史遗迹和口述历史，形成了多元化文献利用的格局。与新闻报道及利用新闻素材汇编的纪录片产生明显区别。1987年《文艺创作知识辞典》中对“文献纪录片”的定义是“纪录片的一种。它以表现某一社会历史事件始末或某一特定人物生平为内容。它的制作往往利用文献资料（照片、图片、文件等）及其他形象素材或具有史实性的影片资料，进行拍摄或编接。如《毛泽东》《百万雄师下江南》等。”虽然没有明确文献纪录片与利用文献的等同性，但已经隐含了一种必然的逻辑。但1991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 电影》便明确将利用文献资料制作而成作为文献纪录片的定义：“利用文献资料，包括文件、照相、图片、实物、各种文字记载及其他形像素材，加以编辑拍摄而成的影片。这种影片大多比较完整地展现某一历史事件的始末或某一特定人物的生平。如《毛泽东》《鲁迅传》等。”但这个定义并非社会共识，1993年《简明档案学词典》就将“文献纪录片”解释为“可以作为档案保存的影片”，几乎等同于纪录片本身的经典定义。1999年版《辞海》中对“纪录影片”的解释为“简称‘纪录片’。对现实生活或历史性事件作纪录报道的影片。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以现场拍摄为主要手段。可分为时事报道、文献、传记、自然和地理等纪录片。”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大辞典》的“纪录片”条目中，则称“根据题材和表现手法的差别，可分为时事纪录片、文献纪录片和传记纪录片、艺术性纪录片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张锦认为，将“文献纪录片”作为记录片的一个分类是在否认其他种类纪录片的文献价值，导致了诸多记录电影概念的混乱。

电视记录片方面，早在1982年《抗战洪波中的郭沫若》就已被称为“电视文献纪录片”。1993年，中国中央电视台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现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联合摄制大型文献纪录片《毛泽东》。此后被称为电视文献纪录片还有《邓小平在广西》和二战纪录片《胜利》，以及被称为“大型纪实文献电视系列片”的《中华民族风情录》。早期“电视文献纪录片”一词的使用者想表达的是该作品是“具有文献价值的”还是“基于文献制作而成的”并不确定。期间，还有人提出了“文献资料片”“电视文献艺术片”“电视专题片”等概念。1993年的文献纪录片《毛泽东》被一些资料作为文献纪录片这个分类的起源，在于央视自1993年起播出的领袖传记纪录片社会影响大，形成了该类作品的范式，且其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合作可能是最终选定“文献纪录片”这个名称的理由。1997年，央视纪录片导演时间将文献纪录片与汇编性纪录片的概念等同。1997年1月1日首播的《邓小平》是央视系列领导人传记中最早采用“文献纪录片”这一称谓的。该片的片头用的是“电视文献片”，但各大报刊报道时密集使用了“文献纪录片”，尤其是《党的文献》杂志选载该片所用文献后。

1993年，长影利用《民主东北》素材重编制作了汇编电影《呼唤》，使用的标签是“大型历史文献艺术纪录片”。1998年的纪录电影《周恩来外交风云》标志文献纪录片概念模式的正式形成，其以使用文献资料为本质特征，并与汇编电影相关联。该片延续了《毛泽东》等多部电视纪录片的形式特征，影片宣传明确使用“电影文献纪录片”一词来对应“电视文献纪录片”。

“汇编电影”（compilation film）是常被等同或类比文献纪录片的概念，并将文献纪录片的历史追溯到苏联的叶斯菲里·舒布。1920年代，苏联女导演叶斯菲里·舒布（俄语：Шуб, Эсфирь Ильинична）确立了该类型作品的创作范式，其代表作《罗曼诺夫皇朝的覆灭》《伟大的前程》和《列夫·托尔斯泰和尼古拉二世的俄罗斯》完全以沙俄时期及十月革命后的档案影像为素材，未加入重演内容，用真实历史素材重构历史叙事。但是，不同于汇编电影是基于影片资料汇编创作，文献纪录片使用的素材还包括纸质档案、历史论著、历史遗迹与文物等其他类型文献。而且汇编电影的概念本身并不限于纪录片，不仅可以指日本动画连续剧的缩编电影版，也可以指利用影视素材、综艺广告素材制作的混剪作品（如《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以及基于影像汇编而成的完全虚构的故事片（如《女巫布莱尔》）等。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时间最早将文献纪录片与“汇编性纪录片”建立关联。时间认为“文献纪录片”字样可以现出在片名中，但不能作为纪录片一个片种的称谓，虽然此类纪录片中有文件手稿等文献材料， 但大部分史料性素材属于图片和影像资料，称“文献纪录片”可能引起狭义理解，应称之为“汇编性纪录片”，来表明此类纪录片的创作形式。

根据汇编的特点，黎民伟1927年完成的《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部文献纪录片，该片是以此前拍摄的有关孙中山和北伐战争的新闻片汇编而成，长达90分钟，内容包括孙中山与苏联顾问在广州检阅军队，韶关誓师、孙中山发表演说和北伐战争中的几次重要战役等。1938年，潘孑农利用中央电影摄影场此前在南京等地拍摄的库存底片，剪辑完成文献纪录片《我们的南京》，该片除配合着名胜古迹等画面，用画外音对南京陷落说了些激奋之词，并在最后急速推出“我们的南京永远是我们的！”的字幕宣言。1941年，黎民伟制作了《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的有声版，并将其更名为《勋业千秋》，也称《建国史的一页》。1941年，中国电影制片厂技术副厂长罗静予应美国电影工程学会邀请赴美交流。罗静予将在华拍摄的中制新闻片素材携至美国，交由美方用于战时宣传使用。这批素材后在美国陆军部委托弗兰克·卡普拉制作的《我们为何而战》系列纪录片的 《中国之抗战》（The Battle of China） 一卷中大量使用。194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张天赐以满映库存的新闻纪录片资料为主、新拍素材为辅，编辑创作了《看东北》一片，该片首先介绍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地理位置、风光物产、城乡面貌，然后大篇幅回顾了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最后以欢庆抗战胜利场面结束。1949年，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姜云川利用1946–1948年拍摄的影片资料，编辑创作出《东北三年解放战争》，该片包括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锦州巷战、黑山阻击战、大虎山歼灭战、解放沈阳、扫荡营口至东北全境解放等内容。

195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姜云川、张建珍编辑出品纪录片《红旗漫卷西风》，该片所用素材主要拍摄于1947年至1950年，核心部分为延安电影制片厂1947年摄制的《保卫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新闻纪录素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其后北影1950年出品的《大西南凯歌》《四野南下记》《大战海南岛》，以及1951年的《解放西藏大军行》和《抗美援朝》第1部，1952年的《光明照耀着西藏》和《抗美援朝》第2部也具有文献纪录片性质。1953年，北影的姜云川、叶华利用1950年以来拍摄的土地改革新闻片和短纪录片编辑完成《伟大的土地改革》。1953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成立，该厂在拍摄新闻片的同时，也不断保存和收集影片资料。1960年代初，新影利用这些资料编辑完成一些列文献纪录片，1960年有王永宏的《伟大的友谊》；1961年有郝玉生、石梅的《两种命运的决战》，王永宏的《光辉的历程》，姜云川、高维进的《中国工农红军生活片断》和《延安生活散记》，陈光忠的《南泥湾》；1962年有姜云川、段洪的《纪念白求恩》；1965年有郝玉生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傅亚、黄宝善编辑完成《星火燎原》。文献纪录片在1960年代初形成创作高潮，除了进行观众教育的需要外，还因为中国大陆当时缺乏电影器材，尤其是胶片来源有关。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文献纪录片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文革后，集中上映了一批悼念性新闻纪录电影，如《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扬眉剑出鞘》《朱德委员长活在我们心里》《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少奇同志人民怀念你》等。1981年，新影赵化编辑完成回顾中国早期革命历史的《先驱者之歌》，是一部典型的汇编性文献纪录片。其后，上映了多部表现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的人物传记片。198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朱德等五位元帅的传记片《光辉业绩》，随后摄制了其他元帅的传记片《叶剑英》（1983年）、《刘伯承》（1984年）、《聂荣臻》（1985年）、《徐向前》（1986年）。新影也出品了多部此类国家领导人传记片，如1983年的《毛泽东》，1986年《朱德》，1988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生平片断》，1990年《周恩来》，1993年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同时，新影也有其他人物传记片上映，如《鲁迅传》《革命老人何香凝》《赤子心——怀念廖公》《卡尔·马克思》《华侨旗帜陈嘉庚》《帅大姐》《一代影星阮玲玉》《人民艺术家——赵丹》《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巴金》《我们的邓大姐》《回忆李大钊》《十世班禅》《蔡畅——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宋庆龄》。此外，上海电影制片厂1988年曾出品《蔡元培生平》。1977年，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新影制作《八一的枪声》和八一厂的制作《星火燎原》。1984年至1989年间，新影制作大型系列文献纪录片《近代春秋》。1987年至1989年，先后出品了《中国面向未来》《决定命运的时刻》《蛇口鸣奏曲》《改革开放的中国》等改革开放主题的新闻或文献纪录片。1987年至1991年间还有《“一”的启示》《中国航天城》《历史还不遥远》《延安岁月》《我们走向未来》等其他主题的作品。1988年至1993年，新影出品了多部西藏主体的纪录片，如1988年的《西藏今昔》以今昔对比的方式展示了1959年前后西藏的变化；1991年的《五十年代西藏社会纪实》根据十多位汉藏摄影师在1951年至1959年拍摄的影片剪辑而成，反映了当时西藏的社会状况；1991年的《我们走过的日子》通过泽仁、扎西旺堆、次登、计美登珠四位藏族电影摄影师的视点，反映西藏和平解放40年来的变化，采用了他们从1950年代开始拍摄的影片素材；1992年《在西藏的日子里》则包含1991年中央代表团赴西藏参加庆祝活动情况和七位西藏和平解放的同龄人40年来的经历；1993年《重返西藏的联想》通过讲述一位曾在西藏工作的纪录电影摄影师30多年后旧地重游，反映西藏这些年来的变迁。

1990年代，在中国纪录片领域，电影纪录片与电视纪录片合流，标志性事件包括1993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整建制地并入中国中央电视台，八一电影制片厂将纪录片摄制任务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电视制作宣传中心。1993年后，电影纪录片出品减少，但仍诞生多部社会影响很大的电影文献纪录片，如1995年八一厂制作的《较量——抗美援朝战争实录》，通过战场拍摄的影像资料和解密的档案资料，回顾了19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战争，获1996年中国内地票房的年度第二名；1997年，新影出品《周恩来外交风云》，名列1998年中国内地电影票房之首。1998年，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上海东方城市影业发展公司、北京建基影视文化传播公司联合摄制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影院票房近1000万元，列1998年度中国内地影院票房第9名。此外，1994年至2004年间，新影还出品有《王震将军》《陈嘉庚》《丰碑》《中国1949》《国庆纪事》《走近毛泽东》《小平您好》《灾难时刻》；八一厂的有《东方巨响——中国“两弹一星”实录》；上影的《鲁迅之路》等。新影制作的电视文献纪录片有《大风歌》《春秋五十度》《瞬间与永恒》《半个世纪的回响》《怀念》《喜迎新千年》等。2005年，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央电视台、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山东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拍摄《为了胜利》。

电视机在中国大陆普及始于1970年代，1990年代方才建立起强势地位。1993年，中国中央电视台与中央文献研究室联合制作的《毛泽东》播出，后相继推出了《朱德》《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陈云》《习仲勋》和《江泽民》。

此外，中国大陆还拍摄有《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等政论类文献纪录片，拍摄奥运会、故宫、丝绸之路等题材的人文历史类纪录片。

前述的黎民伟是一位活跃在香港的电影人。1980年代，香港制作了多部文献纪录片。如安乐影片公司1980年的《惨痛的战争》是利用日本和美国纪录片素材编辑而成，前半部主要记述日本侵华情况，后半部主要叙述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的战争，该片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随后，缤缤影片公司出品介绍中国近现代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中国风云》，金公主出品叙述中国百年苦难史的《血泪中华》。1982年，百锋影片公司出品用野史侧笔形式介绍中国近代史的《血的纪录》。

1964年，美国导演埃米尔·德·安东尼奥（英语：Emile de Antonio）纪录片《程序问题！（英语：Point of Order (film)）》的全部素材均来自1954年美国陆军—麦卡锡听证会（英语：Army–McCarthy hearings）电视录像。1999年凯文·卡弗蒂（英语：Kevin Rafferty）和弗兰克·克劳德伦联合执导的纪录片《最后一支烟》（The Last Cigarette）则是将美国烟草公司高管在国会的证词与历史上宣扬吸烟益处的宣传片档案结合剪辑而成的典型的档案纪录片。

文献纪录片多以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政治人物或重要历史文化等为主题对象，包括政论类、人文历史类、人物传记类三个大类。以口述历史为主的也称口述体文献纪录片。

衡量一部文献纪录片是否成功，主要看其内容上的文献性和表达上的文献感。内容上的文献性是指作品中文字、文件、图片和声像资料等文献材料的占比要重，同时具有权威性、独家性、揭密性价值；表达上的文献感是指创作者要靠调动材料自身的意义和组合后的含义来完成主观意图， 在事实描述上求细、求近，在思想和情感的抒发上要客观、冷静，尽量隐藏作者的主观性叙述。文献纪录片以“文献性”为核心要素，内容上大量运用历史影像、文物资料、老照片、文字记载和人物访谈等文献资料，力求客观、真实、具体地反映出历史真实面貌、内在逻辑和发展脉络。例如2016年中央新影集团制作的六集纪录片《延安十三年》使用了大量1930年代延安电影团拍摄的影像素材。文献纪录片除了一定要具备的文献性外，还需要有艺术性，有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创作价值和解密价值。同时，需要通过寻找历史的戏剧感、支撑点，通过不同历史人物的视角展示历史细节，来保证纪录片的观赏性与贴近性，以求达到期望的传播效果。

文献纪录片的素材主要由当事人谈话、外景空镜及背景调查、图象和图片资料、文献和文字资料组成，内容上可分为当事人的回忆与评价、历史资料和现时情境三类。片中的新近拍摄素材包括口述历史、情景再现和意向性镜头等。口述历史主要来自对亲历者、见证者和参与者的采访，通过他们的讲述将观众带入到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如《大鲁艺》采访了100多位平均年龄90岁的亲历者。情景再现则是通过声音与画面设计，以扮演、搬演方式再现历史情境或表现人物心理的创作手法。但在文献纪录片中采用情景再现是颇受争议的，被指有损纪录片的真实性，因此会通过逆光剪影、模糊镜头、虚处理等方式进行区分，并尽量在历史旧址、遗址进行拍摄。但也有观点认为大胆运用电影手法拍摄情景再现是文献纪录片的创新。对于拍摄的现时情境，如在1998年纪录片《周恩来》中采用的西单大街镜头，要能够构成事实性材料或其延续，而非简单空镜头，应体现出它与事实或过去事实的某种联系。

同一个文献资料从不同视角看待，可能有大相径庭的结果，因此文献纪录片多是先确定主题，并且有特定的历史观，受创作者的深度影响。优先的文献纪录片应是通过镜头、事实，以史诗般或平实语言引导观众接近真相。但若是文献纪录片质量欠佳，如过多的旁白、装饰等，可能让观众感到明显的创作主观痕迹，过于宣教或自我，缺少留给观众的思考判断余地等。系列片可采用以时间为脉络的编年体，也可采用以按主题划分专题的方法，人物传记类文献纪录片尤其适用编年体。

•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出品的文献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