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
Révolution française

大西洋革命的一部分
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
日期	1789年5月5日—1799年11月9日 (1789-05-05 – 1799-11-09) (10年6个月又4天)
地点	法國
结果	廢除君主專制，建立君主立憲制 1792年建立共和國 法国大革命战争爆發 拿破仑·波拿巴崛起

法国大革命（法語：Révolution française）是法國歷史上的重大政治與社會變革，始於1789年召開三级会议，終於1799年拿破仑發動雾月政变。這場革命對法國以及全世界都留下了深远影响，其諸多構想被視為是民主自由的基石，至今仍在法國政治中舉足輕重。

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源自社會、政治與經濟多重危機，而當時的法蘭西王國宮廷已無力應對這些困局。1789年5月，法王路易十六為解決嚴峻的財政危機與普遍的社會動盪，召開自1614年以來從未召開的三级会议。然而第三等級代表隨後自立門戶，於6月重組為國民議會。7月14日，巴黎革命者攻占巴士底狱，促使議會採取一系列激進措施，包括廢除封建制度、將法國天主教會納入國家管控，以及頒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91年6月，路易十六企圖逃往瓦雷訥，導致王室聲譽進一步下滑。1792年4月，法国大革命战争爆發。然而初組建的法兰西革命军屢戰屢敗，導致巴黎爆發八月十日事件，於9月廢止君主制建立共和國，並於1793年1月處決路易十六。

與此同時，法軍於各戰線勢如破竹，攻下比利時、萊茵蘭、薩伏依等地，並於1793年2月至3月對英國、荷蘭與西班牙（英语：History of Spain (1700–1808)）宣戰。同年6月，法國再度爆發起義，憲法隨即中止，国民公会將政權移交給羅伯斯比爾領導的雅各賓派把持的救国委员会。恐怖統治時期，約有1.6萬人經革命法庭判決後處決，後因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終止。此後，受困於內憂外患的救国委员会，於1795年11月被督政府取代。1797年，第一次反法同盟戰爭結束，法國已征服奧屬尼德蘭、荷兰、萊茵河左岸與整個義大利北部。1798年，第二次反法同盟戰爭爆發，法國於戰爭前期一度陷入絕境，但在瑞士及荷蘭地區大勝後局勢好轉，而拿破仑亦於1799年10月發動霧月政變建立執政府，結束大革命時期。

马克·菲利普（英语：Mark Philp）和林恩·埃弗里·亨特等西方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受到激进主义思潮影响。艾瑞克·霍布斯邦認為法國大革命是資本主義工業的巨大勝利，是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自由社會的大勝利，之後變革波及全世界。在先後發生的所有革命中，只有法國大革命是真正的群眾社會革命，比任何一次相類劇變都激進。

法國历史
历史系列条目
早期歷史 史前時代（英语：Prehistory of France）   希臘殖民時期（英语：Greeks in pre-Roman Gaul） 前600年—前40年 高盧（凱爾特人）   至前50年 羅馬高盧（羅馬人） 前50年—公元486年
中古時期 法蘭克王國   西法蘭克王國   法蘭西王國 987–1792
近代早期 法蘭西王國 987–1792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1792-1803 法兰西第一帝国 1804-1815
近代 波旁王室復辟 1814年–1830年 七月王朝 1830年–1848年 法蘭西第二共和國 1848年–1852年 法蘭西第二帝國 1852年–1870年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1870年–1940年
20世紀至現代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1870年–1940年 自由法國 维希法国 1940年–1944年 臨時政府 1944年–1946年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 1946年–1958年 法蘭西第五共和國 1958年–今世
主题
人文 軍事史 政治史（英语：Political history of France） 經濟史（英语：Economic history of France） 法語史 文學 美術 電影 音樂 哲學（英语：French philosophy） 軍隊 國歌
法国主题
查 论 编

這場革命源於多重遠因與近果的連鎖反應，至1780年代末，演變為席捲政經與社會體制的全面危機。當時統治集團對改革的頑強阻撓，輔以路易十六及其大臣朝令夕改、優柔寡斷，導致國家深陷泥淖，最終失控

1715年至1789年間，法國人口從2,100萬激增至2,800萬，其中兩成人口聚居於城鎮，單是巴黎便坐擁逾60萬居民。與此同時，中產階級規模擴張了兩倍，至1789年已占總人口近一成。儘管國家整體國力日盛，但財富增長的紅利大多落入食利階層與商人之手，仰賴薪資維生的勞工以及租地耕作的農民，生活水平反而每況愈下。1785年起經濟陷入衰退，加之1787年與1788年連年歉收，導致失業率飆升、糧價暴漲，引發財政與政治危機。

該國雖亦面臨債務危機，但其負債程度若與英國相比並不算高。真正的癥結在於稅制混亂，法國各區稅率大相徑庭，且往往與官方規定不符，徵收過程更缺乏章法。這種複雜且不透明的制度令納稅人怨聲載道。法國中央試圖簡化稅制的改革一再遭到負責審批財政政策的地方高等法院阻撓，迫使路易十六召開1789年三级会议，孰料會議最終因各勢力爭奪公共財政控制權而走向激進

路易十六雖有意考量改革，但每逢貴族守舊勢力的反撲，他往往選擇退縮。當時，啟蒙運動對社會制度的批判已在法蘭西受教精英階層中廣為傳布。同時，美國獨立戰爭與1780年代的歐洲各國起義，亦激發了大眾對愛國主義、自由、平等及民主等議題的熱烈辯論。這些思想塑造了知識分子應對危機的態度，而諸如钻石项链事件之類的醜聞，更燃起民眾對宮廷、貴族與教會的高昂怒火

18世紀法蘭西王國陷入連番財政困境，歲入始終趕不上開支的增長。該國經濟雖增長穩健，但由於實行包稅制，國家的稅收並未隨之同比例增長，且貴族與教會享有各類免稅特權，導致賦稅重擔幾乎全落在下層階級肩上。稅制改革更是舉步維艱，因新稅法必須經由地方司法機構高等法院登記方能生效，而這些機構往往會聯手阻撓。國王雖能強行頒布敕令，卻得冒著與高等法院、貴族及納稅階層徹底鬧翻的風險。

17世紀至18世紀，法蘭西王國多次發動對外戰爭，與諸國爆發法荷战争、大同盟戰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七年战争等戰，耗費大量財政經費，外債與赤字龐大。1774年路易十六登基時，法國財政赤字約為4,000萬里弗尔，但此後兩年逐漸減少。1777年，法國政府大肆舉債，致需支付的利息與本金劇增，財政更加惡化。1778年，法國加入美國獨立戰爭，在全球與英軍作戰，雖贏得戰爭但財政赤字大幅上升。1786年，法國財政大臣卡洛纳估計赤字已達1.12億里弗尔，迫使其於8月告知路易十六國家即將破產。其提出改革方案，包括徵收普遍土地稅、廢除糧食管制與國內關稅，以及由國王指派成立新的省級議會。然而，這套方案先是遭到貴族把持的顯貴會議否決，隨後卡洛納的繼任者布里耶纳的方案也遭高等法院否決。顯貴與高等法院堅稱，唯有自1614年起便未曾召開的代表機構三级会议，才有權核准新稅。

王室與高等法院的博弈演變成全國的政治危機。雙方各執一詞發表公開聲明，政府自詡是在剷除特權，法院則自命為國家古老權利的捍衛者。公眾輿論大多支持高等法院，數座城鎮甚至爆發暴動。布里耶纳試圖舉借新債未果，遂於1788年8月8日宣布國王將於翌年5月召開三級會議。隨後布里耶纳引咎辭職，由雅克·内克尔接任。

1788年9月，巴黎高等法院裁定三級會議應沿用1614年的形式，即教士階層、貴族階層與平民階層三個等級分開開會與表決，且票數以等級而非人頭計算。如此一來，僅占人口不到5%的教士與貴族只需聯手，便能輕易否決平民第三等級的提議。隨著言論審查放寬與政治俱樂部解禁，由自由派貴族與中產階級活動家組成的「三十人社」發起請願，要求將第三等級代表名額翻倍，並實行人頭計票。自1788年9月25日起，這場大討論引發了每週平均25份新政論小冊子的井噴式出版。西哀士神父撰寫的《第三等级是什么？》是其中影響最鉅的文章，他痛斥教士與貴族的特權，主張第三等級才代表真正的國民，應獨立組建國民議會。穆尼耶、巴納夫與羅伯斯比爾等活動家亦在各地組織集會與請願以示聲援。同年12月，國王同意將第三等級的代表名額翻倍，但卻將計票方式問題留待三級會議自行裁決。

法國三級會議分為教士階層、貴族階層與平民階層。法國天主教會財力雄厚，坐擁全國近一成的土地，且每年收受什一奉獻。然而，該階層的303名教士代表中，四分之三是基層堂區神父，他們許多人的收入甚至低於非熟練勞工，比起同為第一等級的顯貴主教，他們與貧苦信眾反倒更有共鳴。貴族階層由322人代表約40萬名貴族，他們擁有全國約25%的土地，並向佃農收取庄园賦稅與地租，其中多數代表是居住在城鎮的「佩劍貴族」，而朝臣以及來自司法或行政體系的「穿袍贵族」代表比例則相對較低。平民階層的610名代表中，約三分之二具備法律資歷，近半數是買官任職的官員。商人或工業主不足百人，且完全沒有農民或工匠。法國各區為了協助代表提案，彙編了名為「陳情書」（Cahiers de doléances）的訴狀清單，其中稅制不公與領主賦稅（欠下地主的封建規費）是陳情書中最迫切的訴求。

1789年5月5日，三級會議在凡尔赛宫召開。雅克·内克尔重申，各等級應自行決定開會方式，並在與其他等級共同投票前先行表決。翌日，各等級應分別審核各自代表的資格。然而，第三等級卻投票提議邀請其他等級加入，共同審核所有代表資格，並要求表決應以「人頭」計票。雙方僵持不下，協商持續至6月12日，第三等級遂單方面開始審核成員。17日，第三等級宣布自立為「國民議會」，並宣告現行所有稅收均屬非法。

至6月19日，已有超過百名教士成員加入平民第三等級的行列。路易十六眼見王權受挫，遂同意推出改革方案並親自向三級會議宣布。「三級大廳」為準備全體會議被暫時關閉，卻未事先通知代表，以致當代表們於翌日發現會場大門深鎖，遂移往鄰近的室內網球場發表了著名的「网球厅宣誓」，誓言在憲法達成共識前絕不解散。路易十六隨後在三級會議上宣布了一系列改革，並聲明未經三級會議同意不得加稅或舉債。然而，他隨即重申三個等級必須分開議事與表決，這無異於自毀立場。第三等級拒絕退場，並重申絕不解散的誓言。接下來數日間，愈來愈多教士加入國民議會。6月27日，面對群眾示威以及法兰西近卫团的譁變，路易十六最終妥協，下令第一及第二等級成員加入第三等級，併入國民議會。

即便國王宣布的改革內容有限，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與國王胞弟阿圖瓦伯爵仍認為過於激進。路易十六在兩人的慫恿下，於7月11日再度解雇了首席大臣內克爾。7月12日，坊間盛傳國王正計畫動用瑞士近衛隊武力解散議會，議會隨即陷入不分晝夜的緊急會議。消息傳開後，抗議群眾湧向街頭，而精銳的法兰西近卫团拒絕驅散民眾。

7月14日，許多法兰西近卫士兵加入了攻占巴士底狱的群眾行列。這座皇家要塞當時儲備了大量軍火與彈藥。要塞守備長官洛奈經數小時激戰、83名進攻者死亡後宣布投降，隨後被押往巴黎市政厅被群眾處死，首級被插在長矛上遊街示眾。儘管當時傳聞監獄囚禁了大量犯人，但事實上當時僅有七名：四名偽造犯、一名瘋子、一名行刺未遂者以及一名行為放蕩的貴族。即便如此，巴士底監獄仍被視為旧制度權威的象徵，並在接下來的數週內被拆除，7月14日自此成為法國國慶日。路易十六擔憂其不再能掌控首都，遂任命拉法耶特侯爵為国民自卫军司令，让·西尔万·巴伊領導名為「巴黎公社」的新行政體系。7月17日，路易十六率領100名代表親赴巴黎，受到巴伊迎接並在歡呼聲中接受三色帽章。然而，其顯然已喪失權力，巴黎市民迎接他時，尊稱他為「路易十六，法蘭西人之父及自由人民之王」。

國民議會中在共同威脅下建立的短暫團結很快就煙消雲散，代表們為了憲法形式爭論不休，而行政威信則迅速崩潰。7月22日，前財政大臣約瑟夫·富隆（英语：Joseph Foullon de Doué）與其女婿遭到巴黎暴民私刑殺害，巴伊與拉法耶特均無力阻止。在農村地區，謠言四起，恐慌情緒蔓延，最終導致民兵組織成立，爆發名為「大恐慌」的農民起義。法治失守與對貴族財產的頻繁襲擊，促使大量貴族流亡海外。這些「流亡分子」在法國境內資助反動勢力，並敦促外國君主支持一場「反革命」。議會則頒布八月法令廢除封建制度，將貴族主要地收入來源封建賦稅連同教會的什一稅一併被廢除。儘管法令規定農民應向貴族支付補償金，但實際徵收卻舉步維艱，這項義務最終在1793年被徹底廢止。其他法令還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職對全民開放、信仰自由，以及取消各省與城市享有的特殊特權。隨著11月全國13個地方高等法院停止運作，舊制度的核心支柱在不到四個月內便瓦解殆盡。

7月9日，國民議會宣布改組為国民制宪议会，並指派委員會負責草擬憲法與權利宣言。該委員會提交了20份草案，奥诺雷·米拉波在內的小組委員會根據這些草案製定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該宣言最終獲議會通過，並於8月26日正式發布，作為建國原則的綱領性聲明。

議會隨後將重心轉向憲法制定。穆尼耶及其君主立憲派支持者主張實行两院制，由國王任命上議院成員，且國王應保有部長任免權與法律否決權。然而在9月10日，由西哀士與塔列朗領導的議會多數派投票贊成設立單一議事機構；次日，議會批准國王擁有「暫緩否决权」，意味著路易十六僅能推遲法律的施行，而無法永久阻撓。10月，議會投票將投票權等政治權利局限於「積極公民」，即年滿25歲、繳納相當於三天勞務所得之直接稅的法國男性；其餘國民則被列為僅享有「公民權」的「消極公民」。這種階級劃分遭到以雅各賓派為首的少數派激烈反對。儘管這部憲法直到1791年才獲得路易十六接納，但君主立憲政體的主幹在1790年中期已基本成形。

與此同時，糧食短缺與經濟惡化令巴黎民眾對改革進度緩慢感到失望，動盪情緒日益滋長。1789年9月底，事態陷入膠著，當時法蘭德斯軍團抵達凡爾賽以增援王家衛隊，並按慣例受到盛宴款待。激進媒體將此形容為「暴食者的狂歡」，並聲稱三色帽章遭到了羞辱，而議會則將此舉視為王室企圖威懾民意的政治恐嚇。10月5日，成群的婦女聚集在巴黎市政厅外，抗議高昂的糧價與物資匱乏。這場抗議迅速轉化為政治行動。她們奪取了市政廳內存放的武器後，約7,000名婦女發起凡尔赛游行，闖入議會遞交訴求。隨後，拉法耶特率領15,000名國民自衛軍跟進，此時的拉法耶特實際上已淪為「自己部隊的囚犯」。

當晚自衛軍抵達後，拉法耶特勸說國王為了家人安全應遷往巴黎。翌日清晨，部分示威者闖入王室寓所搜尋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後者驚險脫身。暴民洗劫了宮殿並殺害數名衛兵。最終局勢恢復平穩，王室成員與議會在國民自衛軍的護送下前往巴黎。此時，路易十六已宣布接受八月法令與權利宣言，其官銜也從「法蘭西國王」轉變為「法蘭西人的國王」。

历史学家约翰·麦克曼勒斯說道：「在十八世纪法国，王座和圣坛通常被认为是同盟，它们的同时倒下成为他们的確為同盟的最终证据”。」有學者稱，部分法國新教徒在經歷一個世紀的迫害後，在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的憤恨情緒鼓動下，積極支持反天主教會的政權。革命思想的奠基者让-雅克·卢梭曾寫道：「少數人沉溺於揮霍無度的奢侈中，而飢餓的群眾卻連生活必需品都難以維繫……這顯然違背了自然法。」

這場革命導致權力從天主教會大規模轉移至國家。儘管當時民眾宗教信仰的深淺仍有爭論，但由於對少數宗教缺乏寬容，1789年時的「法國人」在身分認同上等同於「天主教徒」。教會當時是法國最大的私人地主，控制了全法近10%的地產，並徵收什一稅。作為回報，教會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社會救助。八月法令廢除了什一稅，議會更於11月2日沒收了所有教會財產，並以此作為抵押，發行名為「指券」的新型紙幣。相應地，國家承擔起支付教士薪資、照顧貧民、病患及孤兒的責任。1790年2月13日，宗教團體與修道院被解散，僧侶與修女則被鼓勵還俗。

1790年7月12日通過的《教士的公民组织法》將教士納入國家僱員體系，規定了薪資標準，並建立了選舉司鐸與主教的制度。教宗庇護六世與許多法國天主教徒反對此舉，因為這否定了教宗對法國教會的管轄權。同年10月，30位主教發表聲明譴責該法，使對抗情緒進一步升溫。當11月政府要求教士宣誓效忠該法時，教會陷入分裂，僅有24%的教士遵從誓言，絕大多數人則選擇拒絕。這強化了民間對國家干預宗教的抵抗，特別是在諾曼第、布列塔尼和旺代等傳統天主教地區。這些地區僅有極少數教士宣誓，平民百姓也轉而反抗革命。最終導致了國家對「不宣誓教士」的系統性迫害，許多教士被迫流亡、驅逐出境甚至遭到處決。

1789年10月至1791年春季，被視為是法國大革命相對平和的時期，許多最重要的立法改革都在此時頒布。然而，地方各省的權力卻愈發明顯，許多地區舊制度的官員已被清掃殆盡，新體系卻尚未建立。由於國民自衛軍的存在，巴黎成為當時歐洲治安最好的城市，使得這種衝突在首都顯得不那麼刺眼，但各省的騷亂終究不可避免地波及了議會成員。

以西哀士、拉法耶特、米拉波與巴伊為首的中間派，成功與穆尼耶等君主立憲派以及包括阿德里安·杜波（英语：Adrien Duport）、安托万·巴纳夫、亚历山大·德·拉梅特在內的獨立人士達成共識，形成了議會的多數席位。在政治光譜的一端，像卡扎萊斯（英语：Jacques Antoine Marie de Cazalès）與莫里（英语：Jean-Sifrein Maury）等反動派，譴責任何形式的革命；而羅伯斯比爾等激進派則處於另一端。羅伯斯庇爾與让-保尔·马拉反對「積極公民」的劃分標準，這為他們贏得了巴黎無產階級的廣泛支持，因為其中許多人正是因該措施而喪失了選舉權。

1790年7月14日，全法國舉行了慶祝活動以紀念巴士底監獄陷落，參與者宣誓效忠於「國家、法律與國王」。王室成員悉數出席在巴黎舉行的「联盟节」，塔列朗則親自主持了彌撒。儘管表面上一片團結，議會內部的分歧卻與日俱增，而巴黎公社與國民自衛軍等外部勢力亦在爭權奪利。其中最重要的勢力之一便是雅各賓俱樂部，它最初僅是討論一般議題的論壇，但到1790年8月已有超過150名成員，並分裂成不同的派系。

議會繼續建立新機構，地方高等法院於1790年9月被廢除，其法律職能由全新的獨立司法體系取代，並在刑事案件中引入了陪审制。然而，溫和派代表對民間要求普選權、工會與廉價麵包的呼聲深感不安，其在1790年至1791年的冬季通過了一系列旨在遏制民間激進主義的措施，包括將貧困公民排除在國民自衛軍之外、限制請願書與海報的使用，以及1791年6月頒布的《勒沙普利耶法》，取締了同業公會及任何形式的工人組織。維護法治與秩序的傳統力量在於軍隊，但軍隊內部在貴族出身的軍官與普通士兵之間的分歧日益擴大。1790年8月，效忠王室的布耶侯爵在南锡鎮壓一場嚴重的軍隊譁變，此舉雖得到議會祝賀，但雅各賓激進派卻批評其手段過於殘酷。日益加劇的混亂促使許多職業軍官決定掛冠而去或流亡海外，進一步動搖了軍隊體制的穩定。

路易十六被囚於杜伊勒里宫，實則形同軟禁。他在王后與胞弟的極力慫恿下，決定前往蒙梅迪投奔布耶侯爵，企圖藉其麾下一萬名效忠王室的士兵奪回主導權。1791年6月20日深夜，王室成員喬裝打扮潛出皇宮。翌日深夜，路易十六在行經瓦雷訥時被認出，隨即遭到逮捕並押回巴黎。這次出逃行動對民間輿論產生了深遠影響。由於顯而易見路易十六一直想尋求奧地利的庇護，議會遂要求全民向政權宣誓效忠，並開始整軍備戰，而對「間諜與叛徒」的恐懼亦從此蔓延開來。

儘管民間出現廢除君主制、改行共和的呼聲，路易十六仍保住了王位，但從此陷入被嚴密猜忌的境地，並被迫對憲法宣誓效忠。新法令規定，若國王收回誓言、對國家發動戰爭，或允許他人以其名義如此行事，皆被視為自動退位。然而，以布里索為首的激進派仍草擬了要求罷黜國王的請願書。7月17日，大批群眾聚集在戰神廣場準備連署。拉法耶特率領國民自衛軍奉命「維護公共秩序」，在遭到石塊投擲後，軍隊向群眾開火，造成13至50人喪生，史稱「战神广场惨案」。

這場屠殺使拉法耶特的聲望重挫，當局隨即下令關閉激進派俱樂部與報社，馬拉等領袖人物則被迫流亡或潛匿。8月27日，神聖羅馬皇帝利奧波德二世與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二世頒布《皮爾尼茨宣言》，在宣言中指出路易十六伉儷的安全與自由關乎歐洲各君主的利益與法蘭西民族的福祉，並稱若各方得以合力，將採取行動實現此目標。儘管兩者的會晤主旨在於討論瓜分波蘭，宣言僅是為了敷衍阿圖瓦伯爵等法籍流亡者，不料這番恐嚇反而激起了法國民眾對現政權的熱烈支持。

根據羅伯斯庇爾提出的動議，現任代表不得參加9月舉行的選舉（英语：1791 French legislative election）。雖然羅伯斯庇爾本人亦在排除之列，但他透過各俱樂部建立起的政治根基，遠非隨後辭去職務的拉法耶特與巴伊所能企及。新頒布的法律彙編為《1791年法國憲法》，路易十六在呈交後承諾將抵禦「國內外敵人」以捍衛憲法。9月30日，制憲議會正式解散，国民立法议会於翌日接掌政權。

歷史學家通常視国民立法议会為失能的機構，其運作因君主制角色的分歧而備受掣肘，而當路易十六企圖阻止或扭轉對其權力的限制時，矛盾便益發激化。同時，由於投票權僅限於繳納最低稅額的公民，這導致當時全法600萬名25歲以上的男性中，有相當比例失去了投票權，且在具備投票資格的人群中，實際參與投票的比例僅有一成。此外，歉收與糧價飛漲引發了底層群眾「无套裤汉」的不安，他們認為新政權未能滿足其對麵包與工作的基本需求。這意味著新憲法在議會內外都面臨強大阻力。議會本身分裂為三大派系：264名成員隸屬於巴納夫的「斐扬派」，這群君主立憲派認為革命應適可而止；另有136名支持共和制的雅各賓左翼分子，由布里索領導，通常被稱為「布里索派」；餘下的345名代表則屬於「平原派」，這一中間派系會根據不同議題轉移投票立場，但其中許多人都懷疑路易十六是否真心效忠革命。當路易十六正式接受新憲法時，當時的一句評論頗具代表性：「國王萬歲——只要他是真心的！」（Vive le roi, s'il est de bon foi!）。

儘管布里索派在議會中佔少數，但他們掌控核心委員會，得以引誘路易十六動用否決權。他們首先設法通過沒收流亡貴族財產並威脅判處死刑的法令，隨後又針對拒絕宣誓的教士採取行動。這些教士反抗《教士的公民组织法》的作為，已使法國南部處於內戰邊緣。巴納夫曾試圖放寬懲罰性條款以緩和局勢，但議會仍於11月29日批准法令，要求不宣誓教士在八日內服從，否則將面臨「陰謀叛國」的指控，此舉甚至連羅伯斯比爾都表示反對。當路易十六否決這兩項法令時，其對手便得以將他塑造成反對一切改革的阻礙者。

布里索隨後發起針對奧地利與普魯士的戰爭宣傳，這通常被解讀為政治權衡與理想主義的混合產物。在利用民間反奧情緒的同時，這也反映了當時人的一種真誠信念，即對外輸出政治自由與人民主權的價值觀。與此同時，以瑪麗·安東妮為首的保守派同樣渴望戰爭，將其視為奪回軍隊控制權並恢復王權的手段。1791年12月，路易十六在議會發表演說，限令外國勢力在一個月內解散流亡貴族軍隊，否則將面臨戰爭。此舉雖獲得支持者歡呼，卻也引來反對者的懷疑。由於巴納夫無力在議會建立共識，導致新政府的任命主要由「布里索派」把持。1792年4月20日，法軍向邊境的奧、普軍隊發動進攻，法国大革命战争爆發。法國在戰爭打響後節節失利，政府為了動員民意支持，下令驅逐拒絕宣誓的教士，並解散憲法衛隊（英语：Constitutional Guard），改由兩萬名志願軍取代。路易十六雖然同意解散衛隊，但否決了另外兩項提案；與此同時，拉法耶特則呼籲議會取締各個政治俱樂部。

之後，不倫瑞克公爵率聯軍向巴黎推進，於8月1日對巴黎市民發布宣言，宣稱若路易十六與其家人受到傷害，所有巴黎人都將遭到報復。此舉導致起義者於8月10日攻入杜伊勒里宫，迫使路易十六逃往立法議會，其權威已蕩然無存。巴黎公社隨後迫使議會宣布暫停君主政體，路易十六被轉移至唐普勒堡。

1792年8月下旬，國民公會選舉正式舉行。總人數投票因選舉權受到種種限制，加之選民普遍遭受威嚇，從1791年的400萬人降至330萬人。此時，「布里索派」發生分裂：一派是由布里索領導的溫和「吉伦特派」，另一派則是以羅伯斯比爾、丹東與馬拉為首的激進「山岳派」。儘管代表們的立場隨時在變，但從投票傾向來看，在749名代表中，約有160人可歸類為吉倫特派，200人為山岳派；餘下成員則屬於由贝特朗·巴雷尔、皮埃尔-约瑟夫·康邦及拉扎尔·卡诺領導的中間派系「平原派」。

「九月屠杀」中，1,100至1,600名關押在巴黎監獄的囚犯遭草率处决，其中絕大多數是普通刑事犯。此次行動是因應普魯士軍隊攻陷隆维與凡爾登而起，凶手多為正準備開赴前線的國民自衛軍成員與志願軍。儘管責任歸屬至今仍有爭議，但當時連溫和派也對此暴行表示同情，且屠殺很快便蔓延至各省。有觀點認為，這場殺戮與其說是出自政治意識形態，不如說是源於對日益失控的法治潰敗所產生的恐懼。

1792年9月20日，法軍在瓦爾密之戰中擊敗普魯士，這是法軍在大革命戰爭中贏得的首場大捷。国民公会受此鼓舞，於9月22日廢除君主制，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並推行共和曆，將1792年定為「共和元年」。接下來數月，政局焦點集中在對「公民路易·卡佩」（即前國王路易十六）的審判上。雖然代表們在定罪問題上僵持不下，但國民公會愈發受到雅各賓俱樂部與巴黎公社內激進派的左右。《不倫瑞克宣言》使得路易十六極易被塑造成革命的威脅，尤其是當他的個人書信外流，揭發了他與流亡王黨分子串謀的鐵證時。

1793年1月17日，路易十六因「陰謀反抗公共自由及損害國家安全」被判處死刑。當時有361名代表投下贊成票，288人反對，另有72人雖支持處決但要求延期執行。1月21日，路易十六在革命廣場被送上斷頭台。歐洲各地的保守勢力隨即呼籲剷除革命後的法國。此時法軍正於各戰線勢如破竹，攻下比利時、萊茵蘭、薩伏依等地，並於1793年2月1日對英國與荷蘭宣戰，然後於同年3月7日對西班牙（英语：History of Spain (1700–1808)）宣戰，第一次反法同盟規模擴大。

吉倫特派原先寄望透過戰爭將民眾團結在政府麾下，並為物價飛漲與糧食短缺尋找藉口。然而，他們卻發現自己反而成了民怨沸騰的箭靶，部分成員決定巴黎退守各省。1793年2月24日，首項大規模徵兵令頒布，引發首都與各個地區中心的暴動。此前已因教會改革而動盪不安、傳統上持保守與王黨立場的旺代地區，隨即於3月爆發起義。3月18日，迪穆里埃將軍在下溫登之戰戰敗，隨後投奔奧軍。隨後波爾多、里昂、土倫、馬賽與卡昂等地爆發動亂，共和國看似已處於崩潰邊緣。

這場危機促使國民公會於1793年4月6日成立救国委员会，以打擊內患外敵。吉倫特派隨後犯下致命錯誤，向革命法庭起訴馬拉，指控其一手策劃了九月屠殺。然而馬拉很快獲判無罪，加深吉倫特派與無套褲漢群體間的隔閡。5月24日，雅克·埃贝尔號召民眾起義反抗「路易·卡佩的走狗」，遭吉倫特派主導的審判機構「十二人委員會」逮捕。當巴黎公社對此抗議時，該委員會警告道：「如果因為你們不斷的叛亂，導致國家的代表受到任何傷害，巴黎將會被抹除。」

日益增長的怨氣讓各大俱樂部得以動員群眾對抗吉倫特派。他們在巴黎公社與部分國民自衛軍的支持下，於5月31日發動政變企圖奪權但失敗。然而到了6月2日，國民公會被多達八萬名的群眾包圍，要求提供廉價麵包、失業津貼與政治改革，包括將投票權局限於「無套褲漢」，以及隨意撤換代表的權力。最終，十二人委員會的十名成員與另外二十九名吉倫特派代表遭到逮捕。6月10日，山岳派正式接管救国委员会。與此同時，羅伯斯比爾的親信路易·安托万·德·圣茹斯特領導的委員會受命草擬共和元年宪法。該憲法僅用八天便告完成，並於6月24日由國民公會批准，內容包含成年男性普選權等激進改革。然而，隨著馬拉於7月13日遭到吉倫特派支持者夏洛特·科黛刺殺，正常的法律程序隨即中止，救國委員會以此為藉口實施全面管控，共和元年憲法於10月被無限期擱置。

新政府的施政重點包括建立全新的國家意識形態、實施經濟管制以及贏得戰爭。法國國內反對勢力的分裂為新政府提供了助力，除旺代與布列塔尼等地意圖恢復君主制，大多數地區仍支持共和，僅是反對巴黎政權。8月17日，國民公會通過了第二次大規模徵兵令。法軍雖於初期在裝備與供應海量兵員上遭遇困難，但到10月中旬已收復里昂、馬賽與波爾多，並在翁斯科特之戰（英语：Battle of Hondschoote）與瓦蒂尼之戰（英语：Battle of Wattignies）擊敗反法同盟軍隊。軍隊中亦誕生一批出色的軍事領袖，包括名為拿破仑·波拿巴的年輕將軍，其在土倫圍城戰後晉升為旅級將軍，於1794年2月7日被任命為義大利軍團砲兵司令，並結識雅各賓領袖馬克西米連·羅伯斯比爾之弟奥古斯坦·罗伯斯庇尔。

恐怖統治的初衷是為了激發革命熱誠，但卻迅速墮落變成清算個人恩怨的手段。7月底，國民公會對多種商品實施普遍最高限价法，並對囤積居奇者處以死刑。9月9日，「革命小組」成立以強制執行這些管制。9月17日，國民公會頒布的《惩治嫌疑犯法》，批准逮捕任何疑似「自由之敵」的人，正式拉開了「恐怖統治」的序幕。1793年9月至1794年7月，約有30萬人遭到逮捕，其中約1.66萬人因被控從事反革命活動而被處決，另有約4萬人可能遭到草率处决或在獄中候審時死亡。

物價管制使得農民不願將農產品銷往巴黎市場，導致巴黎在9月初陷入嚴重的糧食短缺。與此同時，戰爭加劇了國債負擔，議會試圖透過拍賣沒收的資產來籌資。然而，這些資產的原主多反對共和國，以致當戰場局勢不利於法國時，大部分人因擔心資產日後可能被原主索回而不願購買。這意味著隨著共和國面臨的威脅增加，財政狀況反而更加惡化，而透過加印指券來彌補赤字則進一步推升通貨膨脹。

10月10日，國民公會承認救国委员会為最高革命政府，並宣布中止憲法直到恢復和平為止。10月中旬，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控多項罪名並送上斷頭台；兩週後，吉倫特派領袖布里索與「平等者」路易-腓力也相繼被處決。恐怖統治並不局限於巴黎，里昂在被收復後，有超過2,000人被殺。10月17日，共和軍在紹萊之戰（英语：Second Battle of Cholet）擊敗旺代叛軍，迫使後者殘軍逃往布列塔尼。12月23日，共和軍在勒芒之戰（英语：Battle of Le Mans (1793)）再度擊敗叛軍，旺代起義已基本被鎮壓，僅剩零星起義持續到了1796年。隨之而來的鎮壓程度，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一直是法國史學家爭論的焦點。1793年11月至1794年2月間，在让-巴蒂斯特·卡里耶監督下，超過4,000人在南特的羅亞爾河被集體淹死（英语：Drownings at Nantes）。歷史學家雷納德·塞徹聲稱在1793至1796年間有多達11.7萬人喪生。儘管這些數據遭到質疑，但弗朗索瓦·傅勒總結道，這「不僅揭示了前所未有的屠殺與破壞，更展現出一種狂熱的暴力，成為該地區身分認同的重要遺產。」

恐怖統治的高峰期，連其支持者也難免遭受猜忌，導致「山岳派」內部分裂為更激進的「埃贝尔派」與以丹東為首的溫和派。羅伯斯比爾認為他們的紛爭動搖了政權穩定，且身為自然神论者的他，極其反對无神论者埃貝爾倡導的去基督教化運動。3月24日，埃貝爾及其19名同僚被捕並處決。為了安撫餘下的埃貝爾派成員，丹東與卡米耶·德穆兰於4月5日經作秀公审後被處決。這場處決對羅伯斯比爾聲譽造成的損害，可能超過了這段時期的任何其他事件。

6月10日，議會頒布牧月22日法令，剝奪「人民之敵」辯護的權利。在各省被捕的人被送往巴黎受審；從3月到7月，巴黎的日均處決人數從5人飆升至26人。許多雅各賓派成員對羅伯斯比爾主導的「最高主宰崇拜」慶典嗤之以鼻，認為這場6月8日的儀式既奢侈又昂貴；羅伯斯比爾更被指控散布自己是「第二彌賽亞」的流言。物價管制的鬆動與劇烈的通膨引發了無套褲漢的動盪，但前線戰事的好轉卻緩解人們對共和國岌岌可危的憂慮。6月29日，救國委員會的三名成員因擔憂自身難保，公開指控羅伯斯比爾為獨裁者。羅伯斯比爾隨後拒絕出席委員會會議，但卻給了對手結盟的機會。他於7月26日對國民公會發表的演說中，聲稱某些成員正策劃陰謀，而這些指控若屬實即會被處死。當他拒絕提供名單時，議場陷入混亂。次日，其政敵在議會發難，而當羅伯斯比爾企圖發言時，其喉嚨嘶啞難言，一名代表譏諷道：「是丹東的血哽住了他的喉嚨！」國民公會隨後授權逮捕羅伯斯比爾，後者及其支持者逃往由國民自衛軍駐守的巴黎市政廳。效忠議會的部隊當晚攻入建築並逮捕自殺未遂、身受重傷的羅伯斯比爾。7月28日，他與聖茹斯特、乔治·库东等19名同僚被處決，隨後又有83名公社成員送上斷頭台。牧月22日法令隨即廢除，倖存的吉倫特派恢復代表身分，雅各賓俱樂部則被關閉。

羅伯斯比爾的死後仍有大量流血衝突，法國南部爆發一波報復性殺戮的白色恐怖，矛頭直指疑似雅各賓派成員、共和派官員與新教徒。儘管熱月政變的勝利者透過處決巴黎公社領袖奪回了控制權，但某些曾深度參與恐怖統治的人物卻保住了官職。其中包括後來出任督政府首長的保羅·巴拉斯，以及在里昂執行屠殺、後來在督政府、執政府及第一帝國時期擔任警政大臣的約瑟夫·富歇。而拿破崙·波拿巴雖因與奥古斯坦·罗伯斯庇尔的友誼而深陷牢籠，但最終因證據不足被釋放。

1794年12月，共和國代表與天主教叛軍簽訂《拉若奈條約》，允許信仰自由並准許不宣誓教士歸國，平定法國西部的舒昂黨人起義。與此同時，法軍對外作戰也捷報頻傳，除再次征服比利時外，還奪取了荷蘭與萊茵河左岸。4月6日，普魯士王國與法國簽訂《巴塞爾和約》，退出對法戰爭；5月16日，荷蘭共和國與法國簽訂《海牙和約（英语：Treaty of The Hague (1795)）》，退出對法戰爭；7月22日，西班牙與法國簽訂《巴塞爾和約》，退出對法戰爭。法國正式兼併比利時，成立附庸國巴達維亞共和國，控制整個萊茵河左岸。

然而，共和國在國內仍面臨嚴峻危機。1794年收成欠佳導致糧食短缺，同時當年冬季是自1709年以來最嚴酷的一年，而北法又因供應佛兰德前線軍隊的補給而加劇短缺。至1795年4月，飢饉席捲各地，指券的價值暴跌至票面價值的8%；巴黎貧民在絕望中再度起義，但起義者很快被驅散，隨之而來的是又一輪逮捕，而在里昂的雅各賓囚犯更遭到草率处决。

委員會草擬《共和三年宪法》後，於1795年9月23日經公民投票通過，並於9月27日正式施行。這部憲法主要由皮埃爾·多努（英语：Pierre Daunou）與布瓦西·當格拉（英语：François Antoine de Boissy d'Anglas）設計，建立两院制議會，旨在放緩立法程序，結束先前單一議院制下政策反覆無常的亂象。五百人院負責草擬法律，再交由元老院（由250名40歲以上男子組成的上議院）審核與批准。行政權則掌握在五位督政官手中，由元老院從下議院提供的名單中選出，任期五年。議員經間接選舉產生，在約500萬名擁有初選權的選民中，選出3萬名選舉人，僅佔總人口的0.6%。由於選舉人受嚴格的財產資格限制，這確保了選出的代表多為保守派或溫和派。此外，為了確保政局穩定，當局並未像1791年或1792年那樣解散既有議會，而是通過了所謂的「三分之二法律」，規定每年僅改選150名新代表，其餘600個席次由原「国民公会」成員保留。

雅各宾派同情者認為督政府背叛革命，而拿破崙支持者則強調督政府的腐敗，以為拿破崙於1799年的霧月政變辯護。該政權還面臨內亂、經濟疲軟以及軍費開支沉重的戰爭，而五百人院則動輒阻撓立法。由於督政官無權召開新的選舉，打破僵局的唯一手段便是透過法令實施統治或訴諸武力，因此督政府時期的特徵表現為「慢性暴力、正義的形式模稜兩可，以及一再訴諸高壓手段的鎮壓」。

热月党人因為「国民公会」成員的席次被保留而在立法機關中佔據多數，並掌握了五席督政官中的三席，但他們日益受到右翼的挑戰。10月4日（葡月12日）上午，巴黎有七個區宣布起義並動員國民衛隊。同日，巴黎內防司令保羅·巴拉斯任命拿破崙為副司令，後者於5日在通往协和广场的重要地點設置加農砲，向起義者們發射葡萄彈，成功鎮壓叛亂。他因此在一夜之间得到火速升遷，繼任巴拉斯的職位成為內防軍司令。兩周後舉行的首次立法選舉（英语：1795 French legislative election），150名新任代表中有超過100人是各色王黨分子。巴黎無套褲漢的勢力已隨1795年5月起義的殘酷鎮壓而瓦解，而雅各賓俱樂部在失去來自底層的壓力後，轉而支持督政府，力求防止君主制復辟。

物價管制的解除與指券價值的崩潰，導致通貨膨脹與糧價飛漲。至1796年4月，超過50萬巴黎人失業，引發了5月名為「平等派密谋」的起義。革命家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領導起義者要求立即施行1793年憲法，並更公平地分配財富。然而其雖得到部分軍隊的支持，仍被輕易鎮壓，巴貝夫等領袖隨後被處決。儘管如此，經濟至1799年時已趨於穩定，且多項重要改革獲准，促進了法國工業的穩步擴張，其中許多體制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裡依然發揮作用。與此同時，法國督政府下令三個主力軍團進攻奧地利，其中让-巴蒂斯特·儒尔当指揮的「桑布爾-默茲軍團」與让·维克托·莫罗指揮的「萊茵-摩澤爾軍團」從德意志進攻，拿破崙·波拿巴指揮的「意大利軍團」從意大利進攻。前兩支军团起初進展順利，但被卡爾大公指揮的奧軍擊敗後，被迫撤回原點。而拿破仑指挥的军团則以閃電般的速度進攻，勢如破竹地攻下大半個北意大利，然後多次擊敗來援的奧軍，最終迫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的代表於4月18日簽訂《萊奧本臨時和約（英语：Peace of Leoben）》，該條約與隨後的《坎波福爾米奧條約》結束了第一次反法同盟戰爭。

1797年之前，五位督政官中有三位是堅定的共和派：保羅·巴拉斯、拉勒韋利埃-萊波（英语：Louis Marie de La Révellière-Lépeaux）與讓-法蘭索瓦·勒貝爾（英语：Jean-François Rewbell），立法機關中約40%的代表亦然，而中間派與無黨派人士也有約40%的代表。此外還有兩位督政官：艾蒂安-法蘭索瓦·勒圖爾訥（英语：Étienne-François Letourneur）與拉扎爾·卡諾。雖然只有20%是堅定的王黨，但許多中間派支持流亡的路易十八復辟，認為這能帶來和平。1797年5月的選舉結果顯示右翼勢力大幅增長，王黨分子让-夏尔·皮舍格吕當選為五百人院主席，法蘭索瓦·巴泰勒米（英语：François-Marie, marquis de Barthélemy）被任命為督政官。共和派眼見王黨權傾朝野，共和派於9月4日發動先發制人的果月政變，在奧熱羅將軍部隊的支援下，五百人院被迫批准逮捕巴泰勒米、皮什格魯與卡諾。選舉結果隨後被宣布無效，63名王黨領袖被流放至法屬圭亞那，並通過針對流亡者、王黨分子與激進雅各賓派的法律。之後，雅各賓派於1798年的選舉（英语：1798 French legislative election）捲土重來，成為議會第二大勢力。與此同時，法國雖與除英國外的歐洲國家達成和平，但未停止繼續擴張。法國督政府為穩固其新國境，先是率軍入侵瑞士，建立海尔维第共和国，然後推翻教宗国，建立羅馬共和國。這些新得到的附庸國，加上法國先前在荷蘭建立的巴達維亞共和國，在北意大利建立的利古里亞共和國與奇薩爾皮納共和國，極大地破壞了歐洲的戰略均勢。

同年5月19日，拿破崙指揮的「東方軍團」在土倫出海，補給船隊在沿途中與艦隊會合。6月9日，法軍艦隊抵達醫院騎士團的總部马耳他島，醫院騎士團大團長同意讓法軍獲得補給與淡水，但限制法軍入港的船隻數量。拿破崙因此決定隔日向騎士團進攻（英语：French invasion of Malta），佔領全島後在當地建立了共和體制。此舉令俄羅斯沙皇保羅一世大感不滿，他堅信法國的遠征居心不良，可能危及到俄羅斯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決定與英國等國接觸，組建第二次反法同盟。法國於戰爭前期一度陷入絕境，督政府聲望跌至低點，國內面臨內部分裂，而此時拿破崙尚在埃及。

1799年8月，拿破崙得知國內局勢後，於8月22日至23日夜間在亞歷山卓港登船返國。1799年10月，拿破崙抵達法國，迎接他的是民眾的歡呼與崇敬。此時法國的內外態勢已好轉，先前馬塞納在蘇黎世之戰取勝，布律納在荷蘭戰勝英俄遠征軍，俄羅斯退出第二次反法同盟。然而督政府的無能深入人心，略為好轉的局勢未能扭轉他們的風評，拿破崙被許多野心家視為能取代督政府的人物，其中包括西哀士督政、迪科督政、塔列朗、富歇等人與諸多軍官。之後，拿破崙與盟友規劃了政變過程，決定聯合巴黎地區的部隊。1799年11月9日，即共和曆霧月十八日早晨，元老院因有傳言議員會被攻擊，投票決定將兩院從杜伊勒里宫遷至郊外的聖克盧宮，任命拿破崙「執行此項決定」，將駐紮在巴黎的部隊交由他指揮。督政府遂被剝奪一切權力，保羅·巴拉斯在認清形勢後簽署退職聲明，而戈耶（英语：Louis-Jérôme Gohier）和穆蘭（英语：Jean-François-Auguste Moulin）被莫罗逮捕，強迫他們辭去職務。霧月十九日，拿破崙前往聖克盧宮對議員講話，上議院元老院反應冷淡，但位於橘園廳的五百人院群情激憤，高呼：「打倒暴君！」、「打倒獨裁！」，並對拿破崙圍攻動粗，將他趕出會場。呂西安·波拿巴聲稱五百人院有議員被英國黃金買通，派遣議會衛隊衝入清場。幾個小時後，部分温顺的议员被重新召集起来开会，投票同意立法機構休會六週。休會期間，兩位前任督政西哀士、迪科與拿破崙組成臨時執政府，督政府就此結束。多數歷史學家認為此乃法國大革命的終結。

拿破崙在成為三人執政後隨即二次政變，破壞西哀士主導的憲法草案取得絕對權力。1799年12月24日，臨時執政府頒布《共和八年憲法》。拿破崙成為第一執政，掌控行政大權，擁有頒佈法律、任免官員與軍官等權利，並免受立法機關監督。1800年2月17日，呂西安·波拿巴公布憲法公投結果，稱約3,011,007名法國人投出贊同票，僅有1,562人反對。他至少造假了150萬票，有意的使拿破崙的勝利更具壓倒性。

意識形態在大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仍具爭議。歷史學家乔纳森·伊斯雷尔主張，「激進啟蒙運動」是大革命最主要的驅動力。 然而，柯班則反駁道：「革命者的行動，往往是出於利用手頭資源為當務之急尋求務實對策的需要，而非受制於預設的理論。」且由於革命俱樂部與派系林立、出版品紛雜，加之當時缺乏正式政黨體制，且個人在變幻莫測的局勢下立場靈活，使得界定意識形態變得異常困難。此外，儘管《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所有革命派系的基石文件，但各派對其詮釋卻大相徑庭。

儘管所有革命者在原則上都宣稱效忠自由，但「自由的含義，似乎全憑掌權者的意志而定」。舉例而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所明定的自由，在可能「損害他人或被濫用」時，會受到法律限制。1792年之前，雅各賓派等勢力經常以違反基本權利為由，反對限制新聞自由，但到了1793年9月與1794年7月，激進的国民公会卻頒布法律，針對「蔑視國民公會」與「誤導公眾輿論」等罪名處以死刑。而革命者雖然同樣尊崇平等原則，卻極少有人主張財富平等，因為財產權也被視為一項權利。議會反對賦予女性平等的政治權利，且直到1794年2月才廢除殖民地奴隸制，因為部分議員認為廢除奴隸將會侵犯奴隸主的財產權，更會破壞貿易。男性公民的政治平等亦是另一個引發分歧的議題，1791年憲法將投票與參選權局限於年滿25歲且符合財產資格的男性（即所謂的「積極公民」），這項限制遭到羅伯斯比爾、雅各賓派及科德利埃俱乐部等反對。

「主權在民」是這場革命的核心觀念。然而伊斯雷爾指出，這一概念掩蓋了背後的意識形態分歧，即國民意志究竟應透過代表大會與憲法來表達，還是透過革命群眾的直接行動以及如巴黎公社分區這類平民議會來體現。許多人認為君主立憲制與主權在民原則水火不容，議會中仍有許多人基於托马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與伏爾泰的著作，致力於維護此制度。

伊斯雷爾認為，沒收教會財產與建立憲政教會，反映了對世俗主义的意識形態堅持，以及剷除舊制度特權堡壘的決心。柯班雖亦認為憲政教會的成立受意識形態驅動，但他認為其根源在於伏爾泰等啟蒙時代人物的反教權主義。

雅各賓派對正式的政黨與派系抱持敵意，視其為對國家統一與「公義」的威脅，而「政治美德」與「愛國心」則是其意識形態的核心要素。雅各賓派認為，理想的革命者應無私、真誠、不具政治野心且獻身國家。其內部對成員的政治美德和愛國主義的爭論，導致「斐揚派」與後來「吉伦特派」先後脫離雅各賓派。1793年12月，所有雅各賓俱樂部成員都必須接受「清算審查」，以判定其是否為真正的「美德之士」。

法國大革命引發後續的大規模戰爭，包括法国大革命战争與拿破崙戰爭，歐洲大陸從1792年斷斷續續戰鬥至1815年。大革命爆發初期局勢尚且平和，1791年憲法曾特別聲明「不以征服為目的發動戰爭」，且儘管法奧兩國在1780年代再度產生齟齬，但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二世起初對法國的改革仍抱持謹慎歡迎的態度。當時奧地利正與鄂圖曼帝國交戰，俄國亦然，而兩國當時正忙於與普魯士談判如何瓜分波蘭。最關鍵的是，英國屬意和平，誠如皇帝利奧波德二世在《皮尔尼茨宣言》發表後所言：「若無英國參與，便無開戰之理。」

然而國民議會於1791年底轉而將戰爭視為團結國家的方式，企圖藉由肅清邊境敵對勢力並建立「自然疆界」來鞏固革命成果。法國鷹派渴求恢復「世界最強國度」的應有地位，認為歐洲各受壓迫的民族正期盼解放，只要法國軍隊跨過邊境就會奮起反抗壓迫人民的暴君。1792年4月20日，法國對奧地利大公國宣戰，第一次反法同盟戰爭爆發。之後的戰局中，法國屢屢發放大規模徵兵令，並於1793年8月23日頒布全民動員令。直到1815年和平終於降臨時，這場衝突已波及每一個歐洲主要強權以及美國，徹底改變了歐洲大陸版圖，並擴張至美洲、中東與印度洋地區。

從1701年到1801年，歐洲人口從1.18億增長至1.87億；結合新興的大規模生產技術，這使得交戰各國得以維持龐大的軍力，並動員國家資源。這場戰爭相較以前，由民族而非君主發動，不僅旨在摧毀對手的抵抗能力，更意圖推行深遠的社會變革。雖然所有戰爭在某種程度上都具有政治性，但這段時期的戰爭特別強調重塑疆界和創造全新的歐洲國家。

1792年4月20日，法國入侵奥属尼德兰，但在戰爭初期節節失利，直到於9月在瓦爾密之戰擊敗入侵的敵軍，並在之後於各戰線勢如破竹，攻下比利時、萊茵蘭、薩伏依等地。法國政府歷此大勝後，於1793年2月1日對英國與荷蘭宣戰，然後於同年3月7日對西班牙（英语：History of Spain (1700–1808)）宣戰。然而此時法國再度陷入絕境，在各戰線都丟失了過去攻佔的領土，迫使其政府在8月23日頒布全民動員令，到1794年5月時法軍人數已達75萬至80萬人。1795年初，法國除再次征服比利時外，還奪取了荷蘭與萊茵河左岸。4月6日，普魯士王國與法國簽訂《巴塞爾和約》，退出對法戰爭；5月16日，荷蘭共和國與法國簽訂《海牙和約（英语：Treaty of The Hague (1795)）》，退出對法戰爭；7月22日，西班牙與法國簽訂《巴塞爾和約》，退出對法戰爭。法國正式兼併比利時，成立附庸國巴達維亞共和國，控制整個萊茵河左岸。

1796年，法國督政府下令三個主力軍團進攻奧地利，其中让-巴蒂斯特·儒尔当指揮的「桑布爾-默茲軍團」與让·维克托·莫罗指揮的「萊茵-摩澤爾軍團」從德意志進攻，拿破崙·波拿巴指揮的「意大利軍團」從意大利進攻。前兩支军团起初進展順利，但被卡爾大公指揮的奧軍擊敗後，被迫撤回原點。而拿破仑指挥的军团則以閃電般的速度進攻，勢如破竹地攻下大半個北意大利，然後多次擊敗來援的奧軍，最終迫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的代表於4月18日簽訂《萊奧本臨時和約（英语：Peace of Leoben）》，該條約與隨後的《坎波福爾米奧條約》結束了第一次反法同盟戰爭，法國獲得奧屬尼德蘭、萊茵河左岸的德意志領土與整個義大利北部，持續千年的威尼斯共和国也遭法奧兩國肢解。

第一次反法同盟戰爭結束後，法國非但未與奧地利達成妥善的和平談判，還未停止繼續擴張。法國督政府為穩固其新國境，先是率軍入侵瑞士，建立海尔维第共和国，然後推翻教宗国，建立羅馬共和國。而在海外，法國督政府首先試圖組建一支遠征軍橫渡海峽征服英國，但時任遠征軍司令拿破崙反駁高層的意見，認為不應強行登英，而該將入侵重心放在黎凡特與埃及。1798年3月5日，督政府全權委託拿破崙籌劃並指揮埃及遠征。同年5月19日，「東方軍團」在土倫出海，補給船隊在沿途中與艦隊會合。6月9日，法軍艦隊抵達醫院騎士團的總部马耳他島，醫院騎士團大團長同意讓法軍獲得補給與淡水，但限制法軍入港的船隻數量。拿破崙因此決定隔日向騎士團進攻（英语：French invasion of Malta），佔領全島後在當地建立了共和體制。此舉令俄羅斯沙皇保羅一世大感不滿，他堅信法國的遠征居心不良，可能危及到俄羅斯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決定與英國等國接觸，組建第二次反法同盟。

1798年11月23日，那不勒斯王国入侵法國附庸罗马共和国，拉開戰爭序幕。1799年3月，法國陸軍從德意志、瑞士與北意大利三個地點發動進攻，但僅在瑞士取得突破，於德意志與意大利都被擊敗。同年6月，聯軍在瑞士取得優勢，並再度在意大利擊敗法軍。8月，聯軍又一次在意大利戰勝法軍，但馬塞納將軍於隔月趁聯軍戰略失誤時，在蘇黎世之戰擊敗俄軍，迫使其撤出瑞士，最終退出戰爭。與此同時，法軍也挫敗聯軍經北海登陸入侵荷蘭的行動。10月，拿破崙·波拿巴返回法國，發動雾月政变成為第一執政。1800年5月，法軍翻越阿尔卑斯山抵達北意大利，於6月14日在馬倫戈之戰擊敗奧軍，迫使後者放棄明喬河以西的領地。同年12月，莫罗將軍在霍恩林登之戰擊敗奧軍，迫使後者簽署停戰協議。1801年2月9日，法奧簽署《呂內維爾條約》；1802年3月25日，法英簽署《亞眠和約》。

1789年時，法國人口最稠密的殖民地包括法属圣多明各、馬提尼克、瓜德罗普、波旁島以及法蘭西島。這些殖民地生產糖、咖啡與棉花等大宗商品，專供外銷法國。當時殖民地約有70萬名奴隸，其中約50萬人集中在圣多明各。殖民地產品約佔法國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一。

1788年2月，「黑人之友協會」在法國成立，旨在廢除殖民帝國境內的奴隸制。1789年8月，殖民地奴隸主與商人則成立了對立的「馬西亞克俱樂部」以維護自身利益。當制憲議會於1789年8月通過《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時，代表殖民地地主的代表成功說服議會，主張這些原則不應適用於殖民地，否則將導致經濟崩潰並破壞貿易。殖民地地主還掌控了議會的殖民地委員會，並從中發揮強大影響力，阻撓廢奴運動。

自由有色人種在法國本土及其殖民地亦面臨社會與法律歧視，包括被禁止從事法律、醫學及藥學等職業。1789年至1790年間，由樊尚·奧熱（英语：Vincent Ogé）與朱利安·雷蒙（英语：Julien Raimond）領導的有色人種代表團向議會遊說，企圖終結針對該群體的歧視，但未獲成功。奧熱隨後前往圣多明各，當地於1790年10月爆發了反抗白人地主的起義。起義最終被平定，奧熱被處死。1791年5月，國民議會授予父母皆為自由人的有色人種完整的政治權利，但將獲釋奴隸的權利交由殖民地議會決定。殖民地議會拒絕執行該法令，導致圣多明各的有色人種與白人殖民者爆發戰鬥，雙方皆招募奴隸加入麾下。隨後在8月爆發了大規模奴隸起義。1792年3月，議會為平息叛亂，授予所有「自由有色人種」公民權，並派遣萊熱·費利西泰·松托納（英语：Léger-Félicité Sonthonax）與艾蒂安·波爾弗雷爾（英语：Étienne Polverel）兩名專員，率領六千名部隊前往聖多明哥執行法令。專員於9月抵達後宣佈奴隸制將繼續維持。當時仍有超過7.2萬名奴隸處於起義狀態，且多集中在北部。布里索及其支持者雖預見到奴隸制終將廢除，但當時的首要顧慮是確保貿易，並爭取商界對革命戰爭的支持。布里索倒台後，1793年6月的新憲法雖包含新的《人權宣言》，卻將殖民地排除在條款之外。不過，該憲法本就在法國恢復和平前一直處於中止狀態。

1793年初，來自瓜德罗普與圣多明各的王黨種植園主與英國結盟。西班牙則支持讓-弗朗索瓦·帕皮永（英语：Jean-François Papillon）與喬治·比亞索（英语：Georges Biassou）在圣多明各北部領導的起義奴隸。效忠共和國的白人種植園主派代表前往巴黎，企圖說服由雅各賓派主導的国民公会，指稱那些要求廢奴的人皆為英國間諜及布里索分子，意在破壞貿易。6月，圣多明各的專員釋放了1萬名為共和國效力的奴隸。專員鑒於王黨及其英、西支持者亦承諾給予參戰奴隸自由，於8月在北部、10月在全殖民地宣佈廢除奴隸制。隨後代表團被派往巴黎，以尋求國民公會核准此決定。1794年2月4日，國民公會投票通過廢除殖民地奴隸制，並法令規定殖民地所有居民不分膚色均享有法國公民的完整權利。隨後，維克托·于格率領的一千名無套褲漢部隊被派往瓜德羅普以驅逐英軍並執行法令。該部隊招募前奴隸後規模增至1.1萬人，最終奪回瓜德羅普及其他小島。圭亞那，馬提尼克仍由英軍佔領，而留尼旺與马斯克林群岛的地主則擊退了共和派。1795年，黑人軍隊將西班牙人趕出聖多明各，英軍則於1798年撤離。

1793年至1799年間，在共和派控制區的獲釋奴隸仍被要求留在原種植園工作，或在原主人家擔任家僕。他們獲發薪資並獲得財產權。黑人與有色人種將領實際上控制了瓜德羅普與聖多明各的大片地區，包括聖多明各北部的杜桑·盧維杜爾與南部的安德烈·里戈。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雷讓指出，由於對前奴隸的就業與遷徙自由仍有諸多限制，實際上「僅有白人、法令頒布前已獲釋的有色人種，以及在軍隊或戰艦上服役的前奴隸，才真正從普遍解放中獲益」。

報紙與小冊子在激發並定義大革命的過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在1789年之前，法國僅有少數受到嚴格審查且須持有王家特許狀方可經營的報紙，但因1789年三級會議召開而湧現出大量報刊。截至該年年底，法國境內出現超過130家報刊。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包括馬拉創辦的《人民之友報（英语：L'Ami du peuple）》和埃利澤·盧斯塔洛（英语：Elysée Loustallot）的《巴黎革命》。在接下來的十年間，全法共創立了2,000多家報紙，僅巴黎一地就有500家。儘管多數報刊僅維持數週，但它們與數量極其龐大的小冊子文學結合，成為了當時主要的通訊媒介。

報紙常在酒館與俱樂部被大聲朗讀，並在民眾間口耳相傳。當時普遍認為寫作是種天職而非商業行為，媒體的職責在於推動公民共和主義。至1793年，激進派最為活躍，但在初期，王黨分子曾以其出版品《國王之友》淹沒全國，直到該報遭到取締為止。

領導階層為了彰顯新共和國與舊制度的分野，需要推行一套全新的象徵體系，以取代過往尊崇的宗教與君主圖騰。為此，他們借鑒並重新定義了歷史文化中的符號，同時將舊制度的標誌毀棄，或是賦予其可被接受的新意涵。這些經修訂的符號被用來在民眾心中根植新的傳統觀念，激發對啟蒙運動與共和政體的崇敬之情。

《马赛曲》後來成為法國的国歌。這首歌由克洛德·约瑟夫·鲁日·德·李尔於1792年創作並譜曲，原名為《萊茵軍團戰歌》（Chant de guerre pour l'Armée du Rhin）。国民公会於1795年正式將其採納為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的國歌。這首曲子之所以被稱為「馬賽曲」，主因為當年來自馬賽的志願軍一路唱著這首歌向首都巴黎進軍。這首歌是「歐洲進行曲式」國歌風格的首例，其極具感染力的旋律與歌詞，使其被廣泛視為革命之歌，並被引用於眾多古典與流行音樂作品中。德·李尔當年受命創作時，得到的指示是「創作出一部能向人民靈魂傳遞音樂所暗示之熱情的讚歌」。

斷頭台至今仍是法國大革命中恐怖統治的首要象徵。這種刑具是由一名醫生在大革命期間發明的，旨在提供一種更快速、更高效且更具辨識度的處決方式，隨後便融入了流行文化與歷史記憶之中。左翼人士將其頌揚為「人民的復仇者」，例如在革命歌曲《永恆的斷頭台》（La guillotine permanente）中便可見一斑；而右翼則將其視為恐怖統治的化身而加以譴責。斷頭台的運作曾演變成一種廣受歡迎的娛樂，吸引了大批群眾圍觀。小販在現場叫賣印有死刑犯名單的節目單。許多人日復一日地前來，爭相搶占最佳觀摩位置；那些邊看邊織毛線的婦女組成了一群核心常客，不斷煽動現場情緒。家長們也常帶著孩子一同前往。然而圍觀的人潮到了恐怖統治末期已大幅稀竭，即便是這種最血腥慘毒的娛樂，在反覆上演後也顯得索然無味，觀眾終究感到厭倦。

自1789年起，帽章便被革命者廣泛佩戴。他們將代表巴黎的紅藍雙色帽徽，別在代表舊制度的白色帽徽之上。1789年7月12日，卡米耶·德穆兰曾號召其追隨者佩戴綠色帽徽。7月13日成立的巴黎民兵則採納了紅藍雙色，這兩色是巴黎的傳統色，亦見於市徽之上。7月14日攻佔巴士底獄期間，各種配色方案的帽徽均曾出現。「自由之帽」又稱弗里吉亚帽或皮萊烏斯帽，是種無簷的毛氈圓錐帽，其頂端向前摺疊。它反映了羅馬的共和主義與自由，典故出自古羅馬的奴隸解放儀式，獲釋的奴隸在儀式中會獲贈此帽，作為其重獲自由的象徵。

大革命廢除了許多舊制度加諸的經濟束縛，包括教會什一稅與庄园賦稅，儘管佃農後來往往得支付更高昂的租金與稅款。所有教會土地以及王黨流亡者的地產均被收歸國有，用作發行紙幣指券的抵押品，同時行会亦被取締。此外，大革命還廢止了效率極低的包税制，不再由私人承包商抽取重金代為徵稅。政府沒收了自13世紀以來建立的各類基金會，這些機構原先為醫院、貧民救濟及教育提供穩定的年度收入。政府雖然變賣了這些地產，但地方當局通常未能補足相應資金，導致全國多數慈善機構與學校體制遭受嚴重破壞。

1790年至1796年間，法國的工業與農業產出雙雙下滑，對外貿易驟減，物價一路飆升，迫使政府不得不靠大量增發指券來支應開支。當此舉引發劇烈通膨後，當局的對策則是實施物價管制並打壓私人投機商，反而催生了黑市。1789年到1793年，年度赤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從10%飆升至64%；而在1794年歉收與取消物價管制後，年通貨膨脹率竟高達3,500%。指券最終於1796年退出流通，但通膨亂象直到1803年引入金本位的金法郎]後才平息。拿破崙上台後，推行成功的經濟改革，並鼓勵建立商會、國際貿易港與公會，使法國財政收入自美國獨立戰爭首次達到收支平衡。他透過創辦法兰西银行，穩定了極不穩定的法國貨幣幣值與匯率，製造了良好的商業循環，對日後的戰爭提供大量資金。他還深入改革政府及教育系統，在全國各處廣設公立中學。

法國大革命深刻地影響西方歷史，不僅終結了法國的封建制度，並為歐洲個人自由的進步開闢了道路。這場革命對當時的政治專制主義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並將民主理想傳播至全歐洲，最終席捲全球。大革命對法国民族主义的影響極其深遠，同時亦激發歐洲各地的民族主義運動。一些現代歷史學家認為，民族国家的概念正因這場革命而生。因此，大革命通常被視為现代性與近代史的開端。

法國經1792年至1802年的法国大革命战争成為歐陸霸主，達成曾經的歐洲霸主路易十四也難以企及的成就，控制著低地、莱茵兰、瑞士、北意大利。拿破崙·波拿巴經此戰從軍團司令一躍成為國家元首，並在接下來的統治中推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創建國務委員會、上訴法院、審計法院、法兰西银行、商會、芽月法郎等行政措施，並下令正式實行米制，並在隨後的戰爭中將此制度傳遍歐洲，成為當今世界通用的公制。此外，他還設立標準幣制與統一法语。而在法律方面，其編撰一系列被後世統稱為《拿破崙法典》的法典，在新的民法典中保證了以下內容：法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人身自由，不得任意逮捕；自由締結的合法契約神聖不可侵犯；不承認血統特權；擁有完整的宗教自由，政教分離；有自由擇業權與私有財產權。除《民法典》外，拿破崙還陸續頒布了《民事訴訟法典》《商法典》《刑法典》《刑事訴訟法典》。這些法律不僅在法兰西帝国境內生效，還延伸至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區，並成為大陆法系的基石，至今仍有大量國家受其影響。

雖然貴族與教會這兩大制度在大革命後得以存續，但革命永久性地削弱了貴族的權力，並耗盡了教會的財富。漢森指出，法國人的自我認同經歷了根本性的轉變，這體現在特權的消滅，取而代之的是與生俱來的人權。1815年第一帝國垮臺後，法國公眾雖失去了大革命以來獲得的多項權利與特權，但仍銘記著這段時期標誌性的參與式政治。誠如漢森所言：「革命成了一種傳統，而共和主义則成了一個恆久的選項。」

農業在大革命中經歷了轉型。隨著教會與貴族控制、依賴雇工耕作的大地產瓦解，法國農村轉變為以獨立小農場為主的土地。諸如什一稅與領主稅等收成稅被廢除。針對貴族與平民的長子繼承制亦告終結，由於所有子女皆能分得家產，這不僅削弱了家父長的權威，更導致出生率下降。柯班主張，大革命為國家遺留了一個「土地所有者組成的統治階層」。經濟史學家對大革命的經濟影響看法分歧。一種觀點認為，由此導致的農地碎片化在19世紀初期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但到了下半葉則轉為正面，因為它促進了人力資本投資的增長。另一些人則認為，土地重新分配對農業生產力產生了立竿見影的積極影響，儘管這些收益在19世紀期間逐漸遞減。

城市中，隨著壟斷、特權、貿易壁壘、稅收與行會的瓦解，小規模的創業精神蓬勃發展。然而，英國的封鎖幾乎終結了海外與殖民地貿易，重創了城市及其供應鏈。總體而言，大革命並未大幅改變法國的商業模式，反而可能固化了小企業主的格局。典型的商人擁有小商店、磨坊或作坊，依靠家庭成員與少數雇工維持；與其他工業化國家相比，大規模工業在法國並不常見。

歷史學界大多認為，拿破崙是大革命思想與制度推向歐洲乃至世界的推手。經濟史學家丹·博加特、毛里西奧·德雷利希曼、奧斯卡·蓋爾德布洛姆與讓-洛朗·羅森塔爾便將拿破崙《拿破崙法典》描述為法國大革命「最重要的外銷品」。根據达龙·阿杰姆奥卢、大衛·坎托尼、西蒙·约翰逊與詹姆斯·A·罗宾逊的研究，法國大革命對歐洲產生了長遠影響。他們指出：「那些曾被法軍佔領並經歷激進制度改革的地區，其城市化與經濟增長更為迅速，在1850年後尤為明顯。並無證據顯示法國的入侵產生了負面影響。」

大革命思想傳遍歐洲乃至各列強的海外殖民地後，諸多拉丁美洲殖民地因西班牙本土的動盪與啟蒙運動的理念，決定脫離西班牙帝國獨立，但皆未能按照大革命的理想建立一個持久的民主共和國，反而成為了威權主義國家；而在歐洲大陸上，法國對各處的佔領引發了民族主義的反抗，德意志與義大利人民有了統一民族的概念，最終讓兩地各有了獨立的民族國家。大革命後的法國制度亦帶到被征服的國家，重創了歐洲封建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與自由主义等思想開始盛行歐陸。

有關法國大革命的最早論著幾乎與事件同步，且主要依意識形態劃分陣營。其中包括埃德蒙·伯克於1790年著的保守主義批判名著《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以及托马斯·潘恩於1791年回擊的《人權論》。自1815年起，敘事史開始佔據主流，內容多基於對革命年代的第一手親歷紀錄。到了19世紀中葉，更具學術性的歷史著作相繼問世，這些作品由專家撰寫，立論於原始檔案，並對當代的各類記述進行了更為嚴謹的批判審視。

歷史學家杜普伊歸納了19世紀革命史學的三大主軸。第一類以反動派作家為代表，他們否定人民主權、公民平等，並反對將理性、進步與個人幸福置於宗教信仰之上的革命理想；第二類則頌揚民主與共和價值；第三類則是像斯塔尔與基佐等自由派，他們承認建立憲法與保障人權的改革勢在必行，但反對國家干預私有財產與個人權利，即便這種干預得到民主多數的支持也在所不惜。

儒勒·米什莱是19世紀民主共和派史學家的領軍人物，而梯也爾、米涅與托克維爾則是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伊波利特·泰納的《當代法國的起源》（1875–1894年）因運用了地方檔案而顯得具備現代史學特徵，但杜普伊認為，鑒於泰納對群眾與革命價值的蔑視，他本質上仍屬於反動派。

儘管20世紀的史學研究變得更加細緻，並更注重對文獻證據的嚴密分析，但保守派、民主共和派與自由派對大革命的解讀分野依然存在。阿方斯·奧拉爾（英语：François Victor Alphonse Aulard）（1849–1928年）是第一位專精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學家，其致力於推動研究生教育、學術版本校訂以及學術期刊的發展。他的重要著作《法國大革命政治史，1789年—1804年》（1905年）便是從民主共和立場詮釋革命。

自1930年代起，社會經濟分析以及對平民經驗的關注主導了法國的革命研究。乔治·勒费弗尔建構了马克思主义式的社會經濟分析模型，詳盡研究了農民階級、1789年的農村恐慌以及革命群眾的行為。同樣秉持馬克思主義傳統的阿尔贝·索布尔，則於1958年發表了關於「無套褲漢」的重要研究。

阿爾弗雷德·柯班（英语：Alfred Cobban）在兩部重要著作《法國大革命的神話》（1955年）與《法國大革命的社會詮釋》（1964年）中，挑戰雅各賓-馬克思主義對革命的社會經濟解釋。他主張大革命本質上是一場政治衝突，最終以保守派有產者的勝利告終，而這一結果反而阻礙了經濟發展。而弗朗索瓦·傅勒與丹尼斯·里謝在1965年的著作《法國大革命》中，同樣主張政治決策的優先地位，並將1789至1790年的改革時期，與隨後城市群眾介入導致激進化及失控局面進行了對比。

自199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大多認為以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鬥爭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詮釋已過於陳舊，但目前尚未有任何新的解釋模型獲得廣泛支持。革命史學研究已擴展至文化史、區域史、視覺表徵、跨國詮釋以及去殖民化等多元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