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耶路撒冷

东耶路撒冷（阿拉伯語：القدس الشرقية，羅馬化：al-Quds ash-Sharqiya；希伯來語：מִזְרַח יְרוּשָׁלַיִם，羅馬化：Mizraḥ Yerushalayim），即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由停战协定正式确立的绿线以东的耶路撒冷地区，为一处归属存在较大争议的领土，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国均认为此地为本国首都。

第一次中东战争后，该领土由约旦管辖，而西耶路撒冷则成为新成立的以色列国的一部分。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占领并夺取了东耶路撒冷，随后于1980年单方面宣布将其吞并，于行政区划中划归耶路撒冷区，并实际控制至今。

1980年的《耶路撒冷法》宣布统一的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巴勒斯坦国则认为东耶路撒冷为该国首都，属于耶路撒冷省。

根据国际法，联合国及其他政府间组织将东耶路撒冷视为巴勒斯坦领土的一部分，且处于以色列的占领之下。部分联合国成员国承认东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国首都，大部分国家则声明东耶路撒冷“将成为巴勒斯坦的首都”或支持巴勒斯坦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独立国家（即“两国方案”）。

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各项相关决议，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是非法的，但以色列政府对此予以否认。截至2020年，东耶路撒冷拥有59.5万居民，其中36.17万（61%）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23.4万（39%）为以色列犹太人。

东耶路撒冷是三大亚伯拉罕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许多核心宗教圣地的所在地，包括圣殿山、阿克萨清真寺、西墙（哭墙）、圆顶清真寺和圣墓教堂等。

以色列人因其位于耶路撒冷区的东部而称该区域为“East Jerusalem”（东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也是中文与英文中的普遍用法。

阿拉伯人大多使用“al-Quds al-ʿArabī”（阿拉伯语：القدس العربي，意为“阿拉伯人的古德斯”）一词，或在官方英文文件中称为“Arab Jerusalem”（阿拉伯耶路撒冷），以强调阿拉伯语巴勒斯坦人口占多数的现实。该领土有时也被称为“Occupied East Jerusalem”（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缩写为OEJ）。

根据英国托管当局的统计，截止至1947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整个耶路撒冷地区已占人口多数，但在英国划定的市界范围内，犹太人占多数，人数为99,000人，阿拉伯人为65,100人。彼时，东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聚落集中在旧城，在锡勒万和谢赫贾拉也有零散分布。

在耶路撒冷的30处主要圣地中，仅有3处位于西耶路撒冷，其余绝大部分集中于东部地区。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该市的宗教与历史建筑遭受重创，大量教堂、修道院、清真寺、犹太会堂及墓地遭到炮击或枪击。

在耶路撒冷战役期间，约旦阿拉伯军团与以色列国防军（IDF）、伊尔贡及莱希等武装组织在耶路撒冷旧城的犹太人聚集区展开了激烈交战，导致该区域大面积沦为废墟。战火连同随后发生的平民劫掠行为，共造成27座犹太会堂与30所学校被毁。据记载，在占领该区三天后，约旦士兵炸毁了胡瓦会堂，该会堂在战时曾被用作平民避难所以及以军哨所。

战争导致大量耶路撒冷市民流离失所，阿拉伯裔与犹太裔平民均大批逃离家园。1948年1月，犹太准军事组织哈加纳对塞米勒米斯酒店的炸弹袭击引发了阿拉伯裔居民的第一波逃难潮。随后的代尔亚辛村大屠杀（4月初）以及自4月30日起持续数日的袭击与掠夺，进一步加剧了阿拉伯裔平民的逃亡。居住在西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或遭到驱逐，其中许多人最终在旧城寻求庇护。与此同时，在战争的前六个月内约有6,000名犹太人离开东耶路撒冷。

根据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耶路撒冷原应成为一个独立的国际托管分离实体，既不属于拟议中的犹太国，也不属于阿拉伯国，这一决议得到了包括时任教皇庇护十二世在内的不少政要的支持。然而，在战争结束后，西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含旧城）被约旦占领。1949年停战协议的签署正式确立了该城的实际分治状态。

战后，耶路撒冷东西两部分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剧烈重组。东耶路撒冷接收了数千名巴勒斯坦难民，其中包含大量原居于西耶路撒冷阿拉伯社区的中产阶级人士，这些难民被安置在东部原先的犹太人聚居区；来自东耶路撒冷的犹太难民，则被以色列重新安置到了西耶路撒冷原先以阿拉伯人为主的郊区。根据1952年的约旦人口普查数据，战后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口为46,700人。

1950年1月23日，以色列议会通过决议，宣布“随着犹太国家的建立，耶路撒冷再次成为其首都”。同年4月24日，约旦在基于巴勒斯坦西岸居民公投的基础上，正式宣布吞并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地区。

英国承认约旦对约旦河西岸的吞并，但针对东耶路撒冷，仅承认约旦的“事实控制权”，不承认其拥有法理主权。美国虽未公开谴责约旦的合并行为，但重申耶路撒冷最终地位仍属待定议题，因此对以色列和约旦两国对该城东西两部分的吞并及主权主张均不予承认。

受城区分治的政治局势影响，耶路撒冷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商业化进程严重受阻。由于部分商贾与行政人员迁往安曼，东耶路撒冷经历了显著的人口外流。

至1960年代初，随着局势逐渐稳定，朝圣者不断增加，东耶路撒冷的旅游业获得了显著发展，带动了当地经济的改善。但在出入境管理方面，因约旦不承认以色列护照，以色列国籍的犹太人与穆斯林均被禁止进入东耶路撒冷与其他西岸地区访问其传统的宗教圣地。作为例外，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以色列籍基督徒获准在圣诞节与新年期间前往伯利恒进行宗教活动。

在约旦管辖下，东耶路撒冷市政边界被扩大至6平方公里。为制衡以色列定都西耶路撒冷的举措，约旦于1953年正式授予东耶路撒冷“阿马纳”（Amana，即托管地）地位，实际上将其确立为约旦的第二首都。

尽管如此，约旦政府仍将大量官僚机构迁往安曼，其背后的政治考量主要在于削弱耶路撒冷当地政治望族侯赛尼家族（英语：al-Husayni family）的权力与影响力。1960年，约旦重申了东耶路撒冷作为第二首都的地位，但遭到美国及其他大国的抗议，明确表示不能“承认或以任何方式参与赋予耶路撒冷政府所在地属性的行为”。

1949年11月29日，长期存在教派争议的圣墓教堂因火灾严重受损。梵蒂冈随后提出“特斯拉计划”（Tesla Plan），提议拆除原教堂及相邻清真寺，重建为以天主教风格为主的建筑。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一世表示同意，但附加了一项难以实现的先决条件：项目必须获得所有相关教派的一致批准。由于该条件实质上将确立天主教会的首要权威，在其他教派的反对下，重建计划被搁置十年之久。最终，在约旦的斡旋下，多个教派达成共识，修复工作方才得以推进。

1960年代初，约旦批准在橄榄山修建洲际酒店，施工期间修建的三条道路（其中一条穿过犹太教哈则提姆山公墓）对犹太墓地造成了破坏。以色列政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指控约旦将部分墓碑用于道路工程及军用厕所的建设。关于公墓的受损程度，学术界存在分歧：学者伊扎克·赖特尔认为多数坟墓未受波及；而迈克尔·菲施巴赫则指出，5万块墓碑中有4万块遭到了不同程度的亵渎。

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东耶路撒冷连同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由以色列实际控制。同年6月27日，以色列大幅扩张了西耶路撒冷的市政边界，将约70平方公里的土地纳入其管辖范围。此次扩张不仅涵盖了东耶路撒冷，还并入了原本属于伯利恒与拜特贾拉等市周边的28个村庄及区域，耶路撒冷市实现了事实上的重新合并。

接管后，以色列解散了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市议会。在占领旧城仅三天后，以色列即动用推土机将具有八百年历史的摩洛哥区（英语：Mughrabi Quarter）夷为平地，导致上百户家庭被强制搬迁，原址被改建为西墙广场，以容纳犹太教祭奠活动。与此同时，1948年因战争损毁的犹太区在驱逐原有居住人口后进行了大规模重建，并由犹太人重新定居。

1967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4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其在冲突中占领的领土。1980年，以色列议会通过《耶路撒冷法》，正式宣布“完整且统一的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联合国安理会随后通过第478号决议，认定该法律违反国际法且无效。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于1988年发表《巴勒斯坦独立宣言》，宣布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国的首都。2000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通过相关法律重申此立场，并于2002年由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正式签署批准。自巴方宣布建都以来，以色列政府以《奥斯陆协议》禁止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耶路撒冷开展活动为由，强制关闭了东耶路撒冷境内所有与巴解组织相关的办事处及非政府组织，其中包括多个慈善机构。

2000年代初，为应对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及防范自杀式袭击，以色列开始沿耶路撒冷东部边界修筑隔离墙。隔离墙的路径并未完全遵循1967年停战后的市政边界，而是深入约旦河西岸，将部分巴勒斯坦居民区与耶路撒冷主体隔离开来，导致当地居民的通勤、就医及受教育权受到严重影响。由于隔离墙引发大规模人权批评，以色列最高法院曾多次介入，要求进行线路修正，以平衡安全需求与人权保障。

在《奥斯陆协议》框架下，当地巴勒斯坦居民仍获准参与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在1996年，约有不到6000名东耶路撒冷居民获准在市内投票。在2006年选举中，仅有6,300名东耶路撒冷居民获准在市内投票，其余选民必须前往约旦河西岸地区。尽管面临竞选禁令，哈马斯仍在该区赢得了六个席位中的四个，而法塔赫赢得两席。

在以色列统辖下，该市实行了相对约旦时期更开放的圣地准入政策，原则上允许各宗教人士进入其圣地，圣殿山（阿克萨清真寺建筑群）的内部管理权仍按约定由穆斯林瓦合甫机构维持。

2017年12月6日，美国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式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引发较大争议。作为制衡与外交抗议，伊斯蘭合作組織宣布承認東耶路撒冷為巴勒斯坦國的首都。

六日战争后，以色列通过扩大市政边界，将东耶路撒冷纳入其法律、管辖与行政体系之下。尽管以色列在外交场合的回应中否认此举构成“吞并”，但国际社会普遍不接受此辩解。联合国大会曾多次通过决议，宣布任何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单方面行为均为无效且非法。

虽然以色列政府在外交层面避免使用“吞并”一词，但其1980年通过的《耶路撒冷法》通常被外界视为“事实上的吞并”（de facto annexation）。以色列最高法院在相关判例中承认，东耶路撒冷已成为以色列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明确裁定：即使国内法与国际法相抵触，法院仍受国内法约束，须将该地区视为已吞并的领土。

2012年，联合国大会第67/19号决议再次确认，东耶路撒冷构成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一部分。

尽管国际社会的主流共识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视为“被占领土”，但关于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的主权合法性，法学界存在不同观点：耶胡达·兹维·布鲁姆（英语：Yehuda Zvi Blum）和朱利叶斯·斯通（英语：Julius Stone）等法学家认为，由于约旦对该领土的统治在法理上并不具备合法性，以色列在1967年通过战争进入该地区实际上是“填补了主权真空”，因此拥有主权；

根据法学通例，领土并吞通常伴随着居民自动获得公民身份，但在东耶路撒冷并未发生。当地巴勒斯坦人仅持有“永久居民”身份，而非以色列公民。

1980年，以色列议会通过《耶路撒冷法》，正式宣布“完整且统一的”耶路撒冷（涵盖1967年扩大的市界范围）为“以色列的首都”。法学界指出，尽管该法具有极高的政治与象征意义，但在实质法律层面或行政运作上，特拉维夫仍然是以色列受国际认可的首都。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方面则持续宣称东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国的首都。

在1993年9月13日签署的《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中，巴以双方达成共识，将耶路撒冷的永久地位问题列为“最终地位谈判”的议题，推迟至谈判的最后阶段解决。

在谈判过程中，曾出现名为《贝林-阿布·马赞计划》（Beilin-Abu Mazen Plan）的非正式方案。该计划提出，在1967年以前被称为“古德斯”（Al-Quds，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语名称）但未被并入以色列现有市界的区域（如阿布迪斯（英语：Abu Dis）），可作为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作为达成协议的先决条件，以色列要求巴方将所有行政机构从耶路撒冷市区迁往阿布迪斯。巴勒斯坦方面随后在该地兴建了政府办公楼及未来的议会大厦。然而，关于将阿布迪斯及邻近的埃扎里耶划归巴勒斯坦完全自治（C区移交）的承诺最终未能兑现。

在2000年的戴维营会谈中，以色列政府仍坚持耶路撒冷不可分治的立场。而在2001年的塔巴峰会（英语：Taba Summit）上，以色列虽然在领土主张上做出了实质性让步，但其方案仍被认为无法在东耶路撒冷境内建立一个地理连贯且具备首都职能的巴勒斯坦实体。

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引入了财产税制度。犹太定居者享有5年免税、随后减税的待遇，而巴勒斯坦居民（特别是被划入高税级区域者）虽然承担了全市约26%的市政服务相关费用，但实际获得的市政福利仅占总额的5%。截至1986年，60%的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地区缺乏垃圾收集系统，学校因教室不足被迫实行“双班制”教学。时至今日，该地区的基础设施仍普遍处于年久失修状态。东西耶路撒冷80万居民中，39%（37.2万人）为巴勒斯坦人，但市政预算中仅拨出10%用于他们。

根据联合国、卜采莱姆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报告，东耶路撒冷约37万名巴勒斯坦居民面临严峻的生活挑战，2010年数据显示，耶路撒冷77%的非犹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远高于犹太家庭的24.4%。

由于巴解组织的政治机构被关闭，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实际上被剥夺了政治组织权。许多巴勒斯坦社区因建设受阻和行政忽视已趋于贫民窟化，治安状况堪忧，形成了被繁荣犹太社区包围的孤儿城市。

东耶路撒冷的城市设计呈现出“以犹太社区环绕巴勒斯坦飞地”的特征。1997年，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批准在哈尔霍马（Har Homa）兴建定居点，完成了将东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腹地物理隔绝的最后一个关键节点，他将此举描述为“争夺该城之战”的一部分。

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后，犹太社区获准兴建高达八层的建筑，而巴勒斯坦社区则长期被限制在两层以内，导致后者居住密度极高。包括美国教友服务委员会在内的多个机构指出，针对巴勒斯坦居民的规划限制是以色列旨在维持城市犹太人占多数地位的整体政策。

2007年，以色列政府讨论了一项约57.5亿新谢克尔的计划，旨在通过减税、搬迁政府办公楼和新建法院大楼来吸引更多犹太定居者迁入东耶路撒冷。由于阿拉伯裔极难获得建筑许可来开发东耶路撒冷现有基础设施或建造住房，这一提议招致诸多批评。

2009年，一份泄露的《欧盟驻耶路撒冷使团团长报告》指控以色列政府正在积极推行“非法吞并”。报告列举了新建定居点、隔离墙建设、歧视性住房政策及房屋拆除等一系列“实地事实”，认为这些措施削弱了巴勒斯坦社区，阻碍了其城市发展，并使东耶路撒冷与西岸腹地进一步隔绝。

2014年，同样来自欧盟的报告显示，东耶路撒冷的市政领土中仅有13%允许用于巴勒斯坦住房，而犹太定居点占用了53%。由于巴勒斯坦人极难获得合法许可，约9.3万人面临因“非法建筑”被拆除而失家的风险，自1991年以来，占人口多数的巴勒斯坦人仅获得了30%的建筑许可。同一年，以色列无视外部批评，进一步扩大了定居点的建设。

2018年，以色列批准在拉马特什洛莫（Ramat Shlomo）定居点新建640套仅限犹太人居住的住房。据报道，部分建筑单元位于巴勒斯坦人的私有土地上。

根据卜采莱姆的监测，自2004年以来，以色列当局已拆除东耶路撒冷949处巴勒斯坦房屋，导致3,000余人流离失所。拆迁行动在2016年后显著增加；仅在2019年的前十个月内，就有140多处房屋被拆除，造成包括127名未成年人在内的238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

自唐纳德·特朗普于2017年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东耶路撒冷以色列定居点建设每年获得的建筑许可数量增长了60%。

2023年以哈战争爆发后，东耶路撒冷的歧视性土地分配政策进一步升级。2025年，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警告，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正在面临新的一轮强制驱逐与土地征用。

根据以色列在1967年进行的专项人口普查，东耶路撒冷登记有6.6万名巴勒斯坦居民。由于大多数犹太人在约旦统治期间已被驱逐，当时该地区仅存数百名犹太居民。

截至2008年底，东耶路撒冷总人口为45.63万人，占全耶路撒冷人口的60%。2016年的数据显示，东耶路撒冷人口增至54.24万人，占全市比例微升至61%。其中阿拉伯裔占比为60.4%（32.77万人），犹太裔占比则是39.6%（21.46万人）。

尽管存在政治与种族、宗教等多方面的紧张局势，东耶路撒冷居民在实际生活层面却表现出日益融入以色列社会的趋势，参加以色列大学入学考试及注册以色列学术机构的学生人数逐年增加，以色列医疗服务的使用率也逐年提升。2011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最终协议框架下，接近半数的巴勒斯坦居民愿意继续接受以色列统治。假设实施两国方案，48%的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居民表示更愿意成为以色列公民，42%倾向于成为巴勒斯坦国公民，另有9%倾向于恢复约旦公民身份。

1967年战争后，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进行人口普查，并授予当时在场的阿拉伯居民“永久”居留权，普查时不在场者则失去了在该市居住的权利。

根据法律，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有权申请以色列公民身份，但需满足包括宣誓效忠以色列及放弃其他国籍在内的归化要求。截至2005年底，东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口中，持有永久居留权者占93%，而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者仅占5%。

东耶路撒冷永久居民依法享有市政选举权、社会保障福利及国家医疗保健。然而，以色列当局可以撤销巴勒斯坦人的永久居留权，并严格限制他们的行动，巴勒斯坦人的财产也难以受到法律保护，这一系列举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批评。

近年来，巴勒斯坦人申请以色列公民身份的数量显著增加，从2003年的69份增至2018年的1,000多份。然而，申请人通常需等待三年预约面试，再等三到四年获取决定。2016年，1,081份申请中仅7份获批；2018年，1,012名申请人中有353人获批。希伯来语流利程度不足、在约旦河西岸拥有财产、或因亲属涉及安全问题而被视为潜在安全隐患，均是导致申请被拒的常见原因。

2013年5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了首份针对东耶路撒冷经济的全面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在过去20年间，受占领状态及歧视性政策的影响，东耶路撒冷的经济规模相对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萎缩了近一半。报告将此现象描述为“东耶路撒冷经济衰退及其在长期占领下日益孤立的惨淡证明”，并强调巴勒斯坦居民因此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孤立状态。报告还指出，东耶路撒冷的尴尬处境，使得其既没有融入以色列的经济发展，也无法成为巴勒斯坦经济发展的一部分。

报告通过对比详尽的数据，揭示了东耶路撒冷不同族群间显著的贫困差距：非犹太家庭（主要为巴勒斯坦裔）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比例高达 77%，而犹太家庭的比例为 25%。巴勒斯坦儿童的贫困率达到 84%，远高于犹太儿童的 45%。

UNCTAD的报告将经济恶化的主因归结为以下几点：

1. 以色列以安全为由实施的货物和人员流动限制，严重阻碍了正常的商业活动
2. 以色列当局被指忽视了当地“极其恶劣的社会经济状况”
3. 报告明确指出，“以色列政府本可以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改善东耶路撒冷的经济状况及其巴勒斯坦居民的福祉，以履行其作为占领国的国际义务”

针对报告提出的困境，巴勒斯坦方面表示，经济环境的根本性改善必须以“政治局势的一定程度缓和”为前提。而以色列方面则强调其安全措施在防范恐怖活动与种族、宗教风险中的必要性。

在1998年以前，东耶路撒冷居民在医疗资源的获取上长期处于不利地位。随后的十余年间，在国际援助与以色列政府的重新安排下，当地基层医疗设施得到了显著扩张。根据以色列法律，所有东耶路撒冷居民与以色列公民一样，均享有由政府资助的免费医疗服务。据《国土报》报道，东耶路撒冷的健康质量指数从2009年的74分显著上升至2012年的87分。至2015年，东部诊所的服务质量评价已基本与西耶路撒冷持平。

尽管医疗质量有所提升，但人权组织指出资源分配仍存在结构性失衡：有人权组织表示，尽管巴勒斯坦人占全市人口约40%，但市政府在巴勒斯坦社区仅运营6个医疗中心，而犹太社区则拥有27个。以色列民权协会（ACRI）的数据显示，仅有11%的东耶路撒冷居民能获得实质性的社会福利服务。

2018年，特朗普政府决定削减专门拨付给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医院系统的2500万美元资金。舆论普遍认为，资金链断裂严重威胁了这些关键医疗机构的生存能力。美国政府当时对此解释称，节省的资金将被重新用于其他“高优先级项目”。

东耶路撒冷已被国际鸟盟认定为重点鸟区，因其城墙和古老建筑为红脚隼提供了筑巢场所，根据1991年的估计，约有35至40对繁殖个体。位于旧城的橄榄山地区，也是一条白鹳迁徙路线的途经之地。

美国将东耶路撒冷视为“西岸——两个巴勒斯坦领土中较大的一个”的一部分，并将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犹太人称为“定居者”。

1990年3月1日，时任总统乔治·H·W·布什公开表示反对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的建设，这是美国总统首次作此表态。

1991年马德里和平会议（英语：Madrid Conference of 1991）前夕，美国在致巴勒斯坦人的《保证函》（1991年10月15日）中承诺担任“诚实调解人”，并明确反对任何可能妨碍和谈的单方面措施。巴勒斯坦方面将此视为美国对以色列定居点及耶路撒冷政策的制约承诺。

然而，随后上台的克林顿政府在立场上有所调整，拒绝将东耶路撒冷定性为“被占领土”，转而将其描述为“主权未定”的领土。时任副总统阿尔·戈尔曾表示，美国视“统一的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2016年，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承诺将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2017年，上任后的特朗普正式履行承诺，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时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于2017年12月8日澄清称，总统的声明并未预设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包括边界在内的具体问题仍须由巴以双方通过谈判决定。

2018年5月14日，美国驻以大使馆正式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

2022年，时任总统拜登访问巴以地区期间，其随行车队在进入东耶路撒冷后移除了车辆上的以色列国旗。此举在外交界被广泛解读为美国外交礼仪上的刻意安排，意在释放拜登政府不承认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拥有主权的信号。

中国一贯将东耶路撒冷视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一部分，并坚决支持两国方案。

1988年，中国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此后中国官方在国际场合一再重申，坚定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2000年4月12日至18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巴以地区。访问期间，在阿拉法特的建议下，江泽民决定设立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旨在推进中东地区实现和平、和解。

2017年，在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中国外交部重申了对两国方案的支持，支持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2024年5月30日，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和与会的阿拉伯国家共同发表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声明》，再次表示支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谴责以色列单方面改变耶路撒冷现状。

近年来，在历次巴以冲突及联合国涉以决议中，中国始终反对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及任何单方面改变耶路撒冷历史现状的行为。

作为该地区过去的宗主国，英国将东耶路撒冷视为“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并不承认以色列对其拥有主权。

英国长期主张，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必须通过巴以双方的协商谈判来解决，并最终成为两国共同的首都。

2017年，特朗普政府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时，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明确表示“无法赞同此决定”，认为此举无助于地区的和平前景，并重申英国驻以使馆将继续留在特拉维夫。

2022年，时任首相特拉斯曾短暂表示“考虑将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引发阿拉伯世界及英国国内的广泛争议。然而，同年11月接任首相的里希·苏纳克迅速撤回了该提议。

俄罗斯（及前苏联）长期支持基于联合国决议的两国方案。

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苏联一度断绝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并强烈谴责其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领土占领。

2017年4月，俄罗斯外交部发布声明，宣布承认西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同时明确指出“我们重申致力于联合国批准的原则，即东耶路撒冷应成为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这一表态使俄罗斯成为世界上首批对耶路撒冷进行明确“双重承认”的国家之一。

伊朗对东耶路撒冷的立场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革命前，巴列维王朝与以色列保持着事实上的紧密关系；但在革命后，伊朗彻底拒绝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

1979年，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宣布伊斯兰历斋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为“世界圣城日”（Quds Day），旨在动员全球穆斯林表达对巴勒斯坦的声援，并抗议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控制。

1979年至今，伊朗官方不接受国际社会普遍讨论的两国方案或东西耶路撒冷的地理划分。其一贯且未曾改变的现状立场是：整个耶路撒冷均属于伊斯兰世界，必须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手中完全解放。

2011年10月，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表讲话，表示“任何分割巴勒斯坦的计划都完全被拒绝……巴勒斯坦从约旦河到地中海，一寸也不能少。”

• Legal status of East Jerusalem and its resident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from B'Tselem)
• One Jerusalem – supportive of Israel's unification of the city 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存檔，存档日期2001-10-09
• East Jerusalem and the Politics of Occupation AFSC Middle East Resource Series
• Legal Status of the Population of East Jerusalem since 1967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Israeli Annexation on their Civil and Social Rights (The Civic Coalition for Palestinian Rights in Jerusa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