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渠

灵渠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
坐标	25°35′56.16″N 110°41′23.4″E / 25.5989333°N 110.689833°E / 25.5989333; 110.689833
分类	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
时代	秦
编号	3-54
认定时间	1988年

灵渠是位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的古代运河和跨流域水利工程，沟通湘江与漓江上游，从而连接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灵渠现有南、北两渠总长36.4千米，其中南渠长33.15千米、北渠长3.25千米；若将渠首铧嘴两侧经过渠化的天然河道计入，历史航道长约37千米。工程由渠首、南渠、北渠以及溢流堰、堤防、陡门、桥梁、水涵和灌溉支渠等设施组成，是兼具引水、分水、泄洪、航运和灌溉功能的水利系统。

灵渠的开凿与秦统一岭南的军事行动有关。《淮南子》记载，秦军南下后因粮饷转运困难，使监禄率士卒“凿渠而通粮道”。《史记》和《汉书》亦保存了监御史禄凿渠运粮的记载。传世文献没有直接记载工程确切的开工和竣工年份。传统叙述及中国提交的世界遗产预备名单文本多以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为建成年代；根据《淮南子》所述秦军南征三年后始因转饷困难凿渠，以及前214年秦已在岭南置郡的时间关系，有研究将开凿时间推定在前218年至前214年之间。秦代最初的渠首、坝体和通航设施具体形态没有直接文献记录，现存大、小天平和陡门是否在秦代已经具有后来所见形制，亦没有充分证据。

灵渠建成后长期承担军事和民间水运，唐宋以后有关漕运、商品运输和农田灌溉的记录逐渐增多，明清时期又形成较稳定的维修和航道管理制度。20世纪公路、铁路交通发展以后，灵渠的长距离航运功能逐渐衰退；1958年三里陡附近筑坝引水以后，南渠连续通航中断，仅部分渠段仍有小型船只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灵渠的主要使用功能转向灌溉、地方供水和水利管理，并逐步纳入文物保护体系。1988年灵渠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中国以“Lingqu Canal”名义将其提交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遗产预备名单，2018年又列入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唐代以前的文献尚未见“灵渠”这一名称。汉代有关南征岭南水路的文献称“离水”，唐咸通九年（868年）鱼孟威所撰《灵渠记》中出现“灵渠，乃海阳山水一派也”的记载，是现有研究所见较早直接使用“灵渠”名称的文献。后世另有澪渠、零渠、陡河等名称，其中“陡河”与沿线大量使用陡门控制水位通航有关；近代又出现“湘桂运河”“兴安运河”等称呼。中国提交的世界遗产预备名单文本则把“Dou Canal”和“Xing'an Canal”列为灵渠的其他名称。

灵渠位于南岭山地北缘湘江、漓江上游的分水地区。湘江上游在兴安境内称海洋河，水流向东北进入湖南并最终汇入长江。漓江水系则自兴安地区向西南流经桂林，汇入珠江水系。两水系在兴安附近相距较近，但最短距离并不等于最有利的跨流域引水位置。海洋河与漓江上游始安水最近处约相距1,600米，在该处直接引水需要修筑高度超过6米的拦河坝；现渠首则位于该处上游约2.3千米，利用较高的海洋河水位，只需修筑低坝即可获得向始安水自流输水所需要的高程条件。这种解释是根据现存地形和工程高程所作的水工分析，秦代并未留下有关选线和测量过程的直接记录。

灵渠并非由一条完全人工开挖的渠槽贯穿湘、漓两江，而是结合人工渠道、扩挖的天然溪流和原有河槽形成连续水路。南渠上游跨越湘、漓分水地区，其后利用始安水、清水河等天然河道；北渠则自渠首沿湘江右岸人工开挖，最后重新汇入湘江。这种因地形分别采用开山、筑堤、扩挖天然河道和人工开渠的方式，使灵渠同时具有人工运河和经整治天然水道的特征。

灵渠渠首以大天平、小天平、铧嘴和南、北陡为主要设施。大、小天平合称天平坝或人字坝，为横截海洋河的低矮砌石溢流坝。1985年实测大天平长344米、小天平长130米，两者砌石体最大高度均为2.24米，总长474米，轴线夹角约108度。天平坝的主要作用是抬高海洋河水位，使河水能够进入南、北两渠。坝顶同时全部可以溢流，当上游来水超过两渠所能容纳的流量时，多余水量越过坝顶进入湘江故道，从而限制渠首水位继续升高。铧嘴则位于大、小天平交会处的上游，为伸入河流中的石砌导流堤，前端尖锐、后部较宽。水流到达铧嘴以后沿两侧分别进入南、北渠，铧嘴同时使来流较平顺地进入两渠并减少水流对天平坝连接部位的直接冲击。现存铧嘴不是未经改变的秦代原构。光绪十一年（1885年）洪水冲毁旧铧嘴后，重建时将铧嘴位置下移；2007年又在1885年工程基础上将其由约81米延长至171米，主体顶部宽约22.5米、高约2.3米。

南陡和北陡分别位于南、北渠入口。上游来水充足时，两处可以敞开进水。枯水时期则可交替堵闭一侧，使另一侧取得更多水量，以满足船只过渠或其他用水需要。渠道检修和清淤时，两处还承担截断渠水的作用。水量较丰富时，南渠入口流量一般约为每秒5—6立方米，北渠约为每秒11—12立方米。在上游来水不足以同时满足两渠正常过水量时，通过渠首及南、北陡调节水量，可以形成传统文献所称的“三七分水”。因此，所谓“三七分水”是特定水量条件和控制方式下的分水状态，并非南、北两渠在全年各种流量条件下都维持不变的固定比例。

现存天平坝使用大块石灰岩砌筑，迎水一侧有条石，部分相邻石块通过燕尾形石槽和铁件连接。下游溢流面使用竖向排列的片石，传统上称“鱼鳞石”，用于抵抗冲刷和减缓水流。部分坝基则以长约2米的松木桩处理软弱地基。这些构造反映现存工程及历代维修形成的石工技术，不能仅凭现有构造确定秦代渠首已经采用完全相同的建筑形式。

南渠全长33.15千米，可按现存地形分为人工运河、在天然溪流上扩挖形成的半人工渠段及经过整治的天然河道。南陡至始安水口约4.1千米为人工开挖渠段，其中南陡至大湾陡长约3.15千米，渠道大体沿分水岭山脚前进，右岸依靠秦堤约束渠水。大湾陡至始安水口约950米穿过太史庙山一带的湘、漓分水地区，局部形成两岸高约15米以上的深切渠槽。始安水口以下，渠道首先沿原有溪流扩宽、浚深。清水河汇入后，则主要利用天然河槽继续向漓江方向延伸。北渠长3.25千米，全为人工开挖，渠尾重新进入湘江。北渠渠线不是从渠首直接取直线连接湘江下游，而是在河滩台地上形成两个接近180度的连续大弯，把约1.5千米的直线距离延长为3.25千米。延长水程可减小渠道纵向坡降和水流速度，避免北渠流速过大，并有利于维持渠首向南、北两渠分水；这种利用弯曲渠线减缓坡降的布置在灵渠工程研究中称为“弯道代闸”。

为防止洪水和沿途汇入的山水破坏渠道，南、北渠设有多处侧向溢流设施，主要包括南渠的泄水天平、马嘶桥溢流堰和黄龙堤，以及北渠的竹枝堰和回龙堤。泄水天平距南陡约892米，长42米、宽17.6米，渠水超过坝顶高程后即可越堰排入湘江故道。南宋《岭外代答》所记用于泄去春季急水、保护渠堤的“泄水滩”，即与这一设施相对应。马嘶桥一带原有双女井溪汇入南渠，溢流堰使枯水时溪水可以补充航道，而洪水时又能把过量水流泄向湘江故道。

黄龙堤位于南渠两个反向弯道交接处。当地原河道坡度较大、水浅流急，工程以堤坝封闭较短的旧河道，迫使水流进入新开的迂回渠段。新水路长度约为旧河道的5倍，从而延长水程、减缓水流。低水位时水流沿新渠运行，高水位超过堤顶后则可以沿旧河道泄洪。北渠出口处的海阳堤主要承担护岸和导流作用，以减少湘江故道洪水对北渠口的冲击。其上游的回龙堤则设有水涵，平时可引水灌田，洪水时期坝顶又可溢流，因此同时承担堤防、灌溉和排洪功能。南渠上游右岸的秦堤从南陡延伸至大湾陡，长约3.15千米。渠道在部分地段高于邻近湘江故道和农田，秦堤因而同时承担挡水和护岸功能。其中南陡至飞来石一带历史上多次受洪水破坏，是历代修渠的重点部位。渠道沿线还修有大量桥梁。清代曾有“灵渠九虹桥”之称，指南渠七桥、北渠两桥，同治年间文献所见古桥已经达到11座。万里桥始建于唐宝历元年（825年）、接龙桥始建于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三里桥始建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部分古桥后来经过重建或改造。

灵渠沿线坡降、水深和流速并不一致，枯水时期部分渠段水深不足，因此历史上在渠道中设置陡门临时壅水。陡门通常建在水浅流急处，两岸设墩台，中间以可拆卸装置堵水，使上游渠段蓄水并提高水位，船只通过时再开启挡水设施。古陡门与现代固定闸门在形态上存在明显差别，但都利用人为控制水流和水位改善通航条件。陡门创始年代没有确切记载。现存较早的明确文字见于鱼孟威咸通九年（868年）所撰《灵渠记》，其中追述李渤宝历元年（825年）视察灵渠时已经出现“陡防尽坏”的情况，说明陡门在825年以前已经存在。鱼孟威重修以后，文献记有18处陡门。宋代李师中重修时陡门增至36处，清乾隆年间文献记23处，道光十四年（1834年）记32处，光绪十四年（1888年）又记35处。1939年《灵渠测勘报告》调查时仍有35处，其中南渠30处、北渠5处。

现存石砌陡门主要是清代陆续重修、改建或新建的遗存。两岸墩台多以加工条石砌筑，形状有半圆形、圆角方形、半椭圆形、月牙形等，现存陡门宽度约4—7.3米，多数约5.5—6米。堵陡所用装置包括面杠、底杠、小陡杠、马脚、水拼和陡簟等，关陡时先以木杠形成支承，再把竹木编织物铺在支架上阻水。水位升高后，开启时敲脱支承木杠，挡水装置在水压力作用下倒向下游，船只随积水通过。1939年的调查记录保存了传统行船的具体方式。船只上行时，在船后逐座堵陡，待前方渠段蓄水达到通航深度后再前进。下行时，则先堵住前方两三座陡门，逐级积水后依次开放。船只除依靠积水过陡外，还使用撑篙、拉纤、摇桨和风帆。由于沿线水量和航道条件复杂，船只往往结队行驶，以便集中人力堵陡和拖船。

灵渠的创建背景见于两汉文献。《淮南子·人间训》记秦军南征时“三年不解甲弛弩”，又因监禄无法转运粮饷而“以卒凿渠而通粮道”。《史记》和《汉书》也记有凿渠运粮。这些记载均把凿渠与秦军后勤运输直接联系起来，但没有提供工程的确切开工日期和最初建筑形式。

关于年代，传统上多称灵渠建成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中国提交的世界遗产预备名单文本也采用这一年代。另一方面，前214年是秦军平定岭南并设置桂林、南海、象郡的年代，而《淮南子》所述开渠又发生在南征持续数年、粮饷运输出现困难以后，因此有研究把工程的开凿时间推定在前218年至前214年之间，而没有把前214年本身视为传世史料明确记载的开工日期。秦代最初工程的具体形态已经无法由文献完整复原。由于工程需要把湘江水引过湘、漓分水地区，必然存在拦水、引水和开挖渠道等工程，但当时拦河坝是否已与现存天平形态相同、是否已有铧嘴，以及陡门是否已经存在，史料均没有明确记载。现存工程因后世反复维修和改建，不能把今天看到的全部石砌构筑物直接视作秦代原物。

汉代仍有利用这条水道进行军事运输的记录。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征南越时，部分军队由零陵南下，经“离水”进入岭南。东汉建武十八年（42年）征交趾时，朝廷命长沙、合浦、交趾等地准备车船并修治道路和水道，灵渠后来也经过修治。不过，秦汉至南北朝时期有关日常维修、航道构筑物和管理制度的材料较少，工程演变的许多细节无法由现存文献确定。

唐代以后，关于灵渠工程形态和维修活动的文献明显丰富。宝历元年（825年），桂管观察使李渤整修灵渠。《灵渠记》追述当时“陡防尽坏，江流且溃，渠道遂浅”，随后重新疏引渠道、修筑铧堤并恢复陡门，以改善航行。咸通九年（868年），鱼孟威又组织大修，重新整治渠岸、铧堤和陡门，并把陡门增至18处。《灵渠记》同时记录了整修前后船舶牵挽和通行状况，是现存较早系统描述灵渠工程设施及运行方式的材料。

宋代灵渠维修更加频繁。庆历年间的维修由兴安、灵川、临桂等地分担人力和物料，嘉祐年间李师中重修时，针对航道中妨碍船只的岩石采用火烧后凿除等办法，并恢复、增加陡门至36处。熙宁元年（1068年）的维修记录出现“益溉其旁田畴”的文字，是现存材料中较早明确记载灵渠农田灌溉作用的史料之一；乾道年间李浩修渠的记载则已经把“漕运及灌溉”并列为工程作用。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对灵渠工程留下较具体的描述，记载铧嘴分水、泄水设施、沿线36陡和农田用水，并说明船只通过逐级蓄水能够越过坡降较大的渠段。这一时期，地方官府的管理责任也开始有明确制度记录，兴安、灵川两县知县曾兼管灵渠，遇有淤塞需要组织疏浚。元代有关灵渠的记载较唐宋少。至正十三年（1353年），洪水造成堤坝和陡门损坏，影响漕运和灌溉，地方官府随后组织修复铧嘴、堤防和航道，使水运恢复。

明洪武四年（1371年）有修复灵渠和36陡的记录。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严震直主持的维修规模较大，包括整修大、小天平和堤岸、疏浚约17.2千米河道，并修建24处灌田水涵。此次工程提高了天平高程，但排洪能力未能相应增加，随后出现洪水集中进入北渠、南渠水浅等问题。永乐二年（1404年）再次修渠时削去此前增加的坝高，恢复原有控制高程。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湘江上游洪水冲毁渠首和南渠后，工程持续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施工先开设临时导流线路，使损坏的渠首能够在较少来水干扰的条件下施工，随后以巨石重砌铧嘴、修整鱼鳞石、堤岸和陡门，并修复沿线36陡。万历十五年（1587年）的文献又记载灵渠此前实行“五年大修，三年小修”的维修制度，当时因多年失修而影响盐运，维修经费拟从盐利中支取。随着维修制度逐渐固定，陡门也由专门人员操作。永乐四年（1406年）的行程记录记载，灵渠北面有10陡、南面有26陡，各由军士守护并在船舶到达时启闭。此后形成渠长、渠目和陡夫等管理人员，负责组织堵陡、开陡、维修渠道以及安排船舶通过。

清代因洪水和长期使用继续多次大修。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连日大雨破坏天平、飞来石等工程，原有36陡中仅14处尚存较明显遗迹。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开始的修复重新整治大、小天平、堤岸和陡门，并从毁坏的陡门中恢复8处。工程还利用余款购买渠田供渠长、渠目取得工食，又把部分资金存于兴安盐埠取息，以备临时小修，并增设陡夫。雍正七年（1729年）洪水再次破坏部分陡门，翌年开始的维修继续疏浚、扩宽浅窄渠段，并修筑湘江故道旁的海阳堤以保护北渠出口；当时的记载同时称沿渠数百顷农田利用渠水灌溉。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维修涵盖天平、铧嘴、堤岸及陡门，并继续采用松木桩处理基础、以条石和铁件连接石材等施工方式；维修前尚有23陡，此次又增修5陡。

嘉庆五年（1800年）海阳堤坍塌后，洪水淹没附近农田并影响北渠通航，修复时采用竹篓装石等海塘施工方法加固河岸。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又对多处水毁工程进行维修，并要求地方官持续进行岁修，对损坏设施及时修补。道光年间，木排进入狭窄渠段造成航运堵塞，地方官府曾明令禁止木排经陡河运输，以免影响盐船和其他舟楫。光绪十一年（1885年），湘江上游洪水严重破坏分水坝、南北陡堤和铧嘴。枯水季节开始的大修改变了铧嘴位置，并重修天平、陡门、堤岸及浅滩；光绪十三年（1887年）又继续补修。这次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最后一次规模很大的整体维修，现存若干渠首及石工构筑物的规制仍保留清末维修形成的状态。

民国时期灵渠仍承担水运，并多次维修。1932年兴安县政府修补部分拦河坝和县城附近渠堤；1938年抗日战争期间因军事运输需要，由广西省政府组织疏浚，随后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承担第二期工程，至1939年底完成。1947年又维修水毁秦堤、桥墩、大、小天平漏水部位和南陡等设施。1938年至1939年的勘测还产生了按近代航运标准全面改造湘、漓水道的计划。方案拟使湘江、漓江和灵渠组成连续水运干线，以载重约260吨的船舶为设计对象，要求扩大、浚深灵渠，并新建多座固定船闸，同时另建水源工程补充枯水期流量。方案停留在规划设计阶段，没有实施。其后湘桂铁路建成，继续把灵渠改造成大吨位近代运河的计划亦未再实行。

近代陆路交通的发展改变了灵渠的运输地位。桂黄公路于1928年通车，湘桂铁路衡阳至桂林段于1938年通车后，原由灵渠承担的长距离货运逐步被陆路运输替代。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灵渠仍有相当数量的小型船舶。1938年调查显示，大型民船长约18—21米、载重5—7吨，小型船长约14—18米、载重2.5—4吨。1935年桂林至全州航线上登记民船341艘，合计载额约3,500吨。水运衰退的同时，灵渠开始出现较明确的现代游览功能。1942年5月，湘桂铁路理事会和中国旅行社曾在桂林组织前往兴安游览灵渠的专列。1958年三里陡附近建设灌溉水利设施后，南渠连续航道被截断，此后只在局部渠段保留少量农副业船运，传统跨越湘、漓水系的长距离航运基本退出实际交通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灵渠开始按现代农田水利需要进行维修和改建。1952年对大、小天平、秦堤、泄水天平、马嘶桥溢流设施和城区渠段进行整修，对南渠清淤，并修建新的灌溉支渠和放水设施。1956年在大湾陡附近新开长13.5千米、设计流量每秒1.3立方米的三支渠，并建设支灵、泥堰等水库。1957年又建金沙冲水库，随后继续建设灌区配套工程和小型水库，使灵渠逐步成为兴安县主要灌溉工程之一。

1963年3月，灵渠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兴安县随后成立文物管理机构。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一些历史构筑物受到人为破坏，其中北渠一度被堵，大天平约78米坝段遭拆除，花桥、观音阁桥及部分北渠护岸亦被拆毁。文物部门同时仍对受水流侵蚀的秦堤、天平和铧嘴进行局部修补。1977年以后，北渠口、大天平、竹枝堰、秦堤和其他构筑物陆续修复，北渠恢复通水，灵渠的维修逐渐同时承担水利运行和文物保护两方面要求。

灵渠最早在传世文献中出现的用途是军事粮运，汉代亦继续用于向岭南调动军队和物资。唐宋以后，随着南北水运发展，民间货运的重要性上升。宋元以后经灵渠运输的物资包括粮食、食盐及其他商品。元明时期粤盐是重要运输品，清代又有云南铜、广东盐和湖南稻米等大宗货物经湘、漓水路运输。灵渠并不是独立承担全部长途运输，而是与湘江、漓江及其下游航道组成连续水运线路。船只向北可经湘江进入洞庭湖和长江水系，向南则沿漓江、桂江等水路进入西江流域。兴安、严关、三里陡、溶江等地形成码头和货物转运点；由于灵渠只能通行小型船只，部分货物需要在渠口附近的大船与小船之间转运。

12世纪以后，灵渠还与湘、粤、桂之间持续发展的米盐贸易以及桂北木材、茶叶等山林产品外运相联系。2025年的一项研究指出，灵渠及桂东北水路的长期整合，使沿线地区更深地进入跨区域商品市场，并与当地农业开发和山林经济商品化相伴。这些关于区域市场和地方社会关系的表述属于历史研究对长期过程的解释，而不是秦代开渠时即可直接推定的功能。

现存秦代史料只明确记述凿渠通粮，并没有直接记载工程创建时已经以农田灌溉为主要目标。唐代中期以后出现利用灵渠灌田的记载。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修渠后“益溉其旁田畴”的文字，是较早明确记录灵渠灌溉效用的材料之一，南宋史籍又直接把“漕运及灌溉”并列。至明清时期，灌溉设施已成为历次修渠的重要内容，例如1396年工程修建24处“灌田水函”，1730年前后的文献也记载有数百顷近渠田地依靠渠水灌溉。

传统灌溉通过主渠上的水涵、堰坝和支渠把水分配至沿线农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一、二、三支渠、严关干渠和多座水库建成，原有主渠与现代灌溉渠系结合，部分过去依靠筒车提水的土地改为自流灌溉。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目前记录的灵渠灌溉面积约为4,333公顷；2017年的地方统计亦为约4,333公顷，其中水田约2,689公顷。

灵渠同时承担洪水控制和排涝功能。渠首天平坝允许超出渠道需要的来水从坝顶进入湘江故道，南、北渠沿途侧向溢流堰则把山洪和过量渠水排出主渠，从而减少堤防和航道承受的洪水。部分设施还具有多重用途，例如回龙堤平时可以引水灌田，涨水时则作为溢流设施排洪；黄龙堤低水时引导水流进入迂回航道，高水时允许余水从旧河道排泄。随着长途航运停止，生产和生活用水在现代灵渠运行中的地位提高。20世纪50年代以后形成的水库和渠系主要服务灌溉，并兼顾地方生产及居民用水。部分沿渠村落后来建设抽水和净化设施，直接利用渠水作为生活水源。现代水环境治理又把维持生态流量、改善水质与古渠原有水利功能结合起来。

灵渠需要持续清淤、修坝、维护陡门和调节水量，因此历代均存在相应管理。宋代已有兴安、灵川两县知县兼管灵渠的制度，发生淤塞时由地方官府组织疏导。明代则可见“五年大修，三年小修”的定期维修规定。维修经费有时与灵渠所承担的运输事务直接联系，例如万历年间因航道失修影响盐运，官方计划利用盐利支付修渠费用。航运时期还形成专门的运行队伍。清代设渠长、渠目和陡夫，渠目负责安排船只和陡门启闭，陡夫承担塞陡、开陡及日常维护；需要官船通过时，管理人员会预先安排沿途陡门蓄水。清乾隆时期，随着陡门增修，陡军数量一度超过60人；人员报酬由官府发给银两、粮食，并配给塞水器具费用。

管理资金除财政拨款外，也曾通过土地和经营收益补充。1714年大修后，工程余款被用于购置渠田，所得供渠目、渠长工食；另购田供祠庙使用，并把二百金存于兴安盐埠，每年以利息作为临时小修经费。这种经费安排与增设陡夫、明确工食一并写入重修碑记，表明工程维修和日常运行在清代已经有较具体的制度和财政安排。

管理制度也包括航行秩序。道光元年（1821年）因木排堵塞狭窄渠段、妨碍盐船等船只通行，地方官府发布禁令限制木排进入陡河；1914年的行船规章则规定前船搁浅后不得长期占用航道，超过期限须让后船先行。随着湘桂铁路通车，灵渠船只日益减少，约1940年以后兴安县政府停止发放传统陡军工饷，持续数百年的陡军制度随传统航运一同退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管理重心转向灌溉和工程维护。1952年以后先后建立灵渠事务所、管理委员会等机构，并由水利管理单位统一调配灌溉用水；1950年代一度按陡门设置管理人员，农业合作化以后又按灌溉片区设置看水、配水人员。1963年建立文物管理机构以后，水利管理与文物保护成为灵渠现代管理中相互并行的两类工作。

1963年3月，灵渠被公布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国务院将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灵渠进入中国国内世界文化遗产预备项目，2012年调整预备名单时继续保留。2013年1月29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以“Lingqu Canal”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提交预备名单资料，编号5814，拟依据标准(i)、(iv)和(vi)申报。

2014年施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灵渠保护办法》把保护对象划分为灵渠水利工程文物本体及伴生历史文化遗存。水利工程本体包括大天平、小天平、铧嘴、南渠、北渠、陡门、堤岸、三将军墓、泄水天平、堰坝、桥梁、水涵等，伴生遗存则包括秦城遗址、石马坪古墓群、石刻和古树名木等。该办法同时规定保护规划、建设控制、水体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对水工文物本体的维修要求。

2021年，桂林市制定《桂林市灵渠保护条例》，并报国家备案；条例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进一步以地方性法规规范灵渠保护、管理和利用。

2018年8月，在加拿大萨斯卡通举行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69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批准14项工程进入当年度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其中中国项目包括灵渠、都江堰、姜席堰和长渠。这一认定属于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的灌溉工程遗产体系，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并非同一制度。截至2026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官网仍把灵渠列为中国的世界遗产预备名单项目。

21世纪以来，灵渠部分河段曾出现水量不足、水质恶化和岸带受侵占等问题。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治理案例称，在系统治理以前，灵渠水量逐渐减少，原有通航条件基本丧失，局部水质一度恶化至劣Ⅴ类，同时存在岸带侵占和水生态退化。治理措施包括城镇污水管网改造、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河岸生态修复、历史水工设施修缮和生态补水。当地新建雨污分流管网38.96千米、检修管网143千米，并建设27套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生态修复工程整治16.9千米河岸和69.86公顷区域，另对天平、铧嘴、陡门和渠道等历史水工设施实施修缮。为维持枯水期流量，又投资建设补水工程，每年枯水期从上桂峡水库向南渠补水约4,800万立方米。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治理结果显示，2020年以来灵渠桥国控断面水质稳定达到或优于Ⅱ类，渠内流量稳定在约每秒5立方米，自然岸线率超过98%；南渠有12.5千米河段恢复全年通航。这里的“恢复通航”指治理后恢复使用的特定河段，并不等同于历史上从湘江经灵渠进入漓江的跨流域长途运输体系重新恢复，后者在20世纪交通方式改变后已经退出主要运输功能。

现代工程史研究通常把灵渠视为长期演变形成的水利系统，而不是保存秦代原貌不变的一组建筑。秦代史料能够确认人工凿渠和军粮运输，但没有详细记载天平、铧嘴和陡门形制；现存渠首、石砌陡门、堤岸等设施则经历唐、宋、明、清和近现代反复重建。中国提交的世界遗产预备名单文本也指出，灵渠现存最具代表性的弯曲水道、分水建筑、溢流坝、泄洪设施和陡门等，在设计和形态上总体反映清代及民国时期的保存状态。

工程体系研究主要关注渠首低坝分水、跨流域选线、利用弯曲渠线减缓坡降、侧向溢流泄洪以及陡门临时蓄水通航等技术。这些设施分别承担水位抬高、流量分配、航道减坡、洪水排泄和枯水通航等作用，并与灌溉水涵、支渠和堤防共同构成综合水利系统。对于陡门，现有材料能够确认其在唐代以前已经存在，并能说明唐宋以后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但目前没有可靠史料证明现存陡门形制可以完整上溯至秦代。

对灵渠历史作用的研究范围也由早期军事运输扩展到区域市场、农田水利和地方社会。宋代以后，米、盐、铜、木材、茶叶等货物流通和灌溉开发使灵渠与湘、粤、桂区域市场的联系更加明显。关于这些长期经济、社会和政治作用的解释属于历史研究结论，应与秦代文献能够直接证明的“凿渠通粮”区分，不宜由秦代军事功能自行推演出后世所有社会影响。

中国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预备名单文本把灵渠的跨分水岭选线、曲线航道、陡门和综合水流控制列为申报突出普遍价值的重要依据，并作出“早期越岭运河”等国际比较评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官网同时明确说明，预备名单文本内容由提交国负责，网站公布预备名单并不表示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或秘书处已经认可其中的价值判断。因此，有关灵渠在世界运河史上的“最早”“第一”等比较性说法，应作为申报文本或具体研究中的评价处理，而不能仅以进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视为已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认定。

• 郑连第; 刘建新. 灵渠. 我们的广西. 南宁: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551-1043-9 （中文（中国大陆））. 
• 唐兆民 (编). 灵渠文献粹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中文（中国大陆））. 
• 郑连第. 灵渠工程史述略. 北京: 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6 （中文（中国大陆））. 
• 陈元龙. 重建灵渠石堤陡门碑记. 唐兆民 (编). 灵渠文献粹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中文（中国大陆））.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Lingqu Canal
• 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Lingqu Canal